开栏语

2026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贺信指出：“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为学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是学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贺信是一个内在完整、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有机整体，是学校发展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学校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纲领两个根本遵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战略性、针对性和指导性，标志着学校迎来了历史新起点、时代新起点、使命新起点、发展新起点和奋斗新起点。

重要贺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以及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高度重视及对吉林大学的高度重视，对吉林大学全体师生和广大校友的深切关怀和对学校80年来取得成绩、作出贡献的高度肯定，寄予了对吉林大学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殷切期望，为学校未来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学校奋进新征程吹响了冲锋号、发出了动员令六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贺信精神，要求我们全面准确把握铸“魂”、固“根”、强“本”、增“力”、守“要”、明“向”、显“用”七个方面核心要义，深刻理解其中蕴含的办学治校遵循和办学方略；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大学提出的八个方面实践要求，明确新起点上学校改革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路径。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吉林大学党委宣传部策划推出“牢记嘱托担使命 勇毅前行创一流”系列专题深度报道。系列报道立足重要贺信精神的整体要求，注重整体把握与专题深化相结合、思想阐释与实践呈现相贯通，持续展现学校学习贯彻重要贺信精神的思考探索与实践成效，推动重要贺信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

【特别报道一：深悟重要贺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学校因党而生，为党而兴，始终是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坚强阵地。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贺信精神，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悟重要贺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专栏作为系列报道的开篇专栏，聚焦重要贺信精神中蕴含的重大理论问题，刊发具有理论深度、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向的文章，努力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有见地的理论成果，推动理论学习、思想认识与办学实践相贯通，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凝聚思想共识，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本期刊发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董树彬教授、方杲教授、赵海月教授等发表的四篇理论文章，围绕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这一重大命题，从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高质量党建提升党的领导效能的机理与路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建构、“第二个结合” 与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阐释。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文章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视域下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巩固与领导效能的提升，始终与党的自身建设质量休戚与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保持领导核心地位，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从而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使命相适应。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对党的领导科学性、系统性、长效性提出更高要求。唯有以高标准、严要求为导向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推动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升，才能够不断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进而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提升党的领导效能。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新时代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提供了根本遵循。既有研究对党建原则与任务论述较丰，而对高质量党建向领导效能转化的机理与路径仍需系统化。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深入挖掘高质量党建如何通过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反腐等各要素协同提质、以全面从严体系的实践形态提升党的领导效能，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以高质量党建加强党的领导提供学理支撑。

一、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的逻辑理路

党的领导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过程。对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党的领导能力本身就是党的建设质量的产物，党的建设的价值归宿在于通过建设实现更坚强、更有力、更有效的领导。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又被党的百年奋斗史反复确证，更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时代任务所需，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要求必须通过党的建设实现坚强领导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由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这一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党的领导权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自身建设来实现自我确证。党只有通过建设锻造出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组织性，才能获取并巩固领导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政治合法性。这种内在逻辑构成了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的理论原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虽未直接使用“党的建设”这一概念，但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与任务的论述已深刻蕴含着建设与领导的同一性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一表述确立了党作为无产阶级整体利益忠实代表的阶级基础，同时也隐含了党若要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就必须通过自身的思想和组织锻造防止蜕化这一前提。紧接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共产党的双重优势：“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阐明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双重先进性。而共产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进而实现和巩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也必须通过持续的自身建设和锻造来维系。

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关系。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深刻揭示了理论武装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将党定义为“组织的总和”，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并强调严格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列宁看来， 正是因为党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组织严密的部队， 它才能在革命低潮时保存实力，在革命高潮期引导群众。如果党组织松散、纪律废弛， 即便口号再响亮，也无法实现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一盘散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相关论述，内含了党的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实现和巩固党的领导这一逻辑前提。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本质逻辑，并将其凝练为“伟大工程”这一标志性命题。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时把建党十八年经验总结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并将党的组织视为“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认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必须通过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来实现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延续这一逻辑，将党的建设重点放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接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高质量党的建设维护和巩固党的领导。

（二）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深刻昭示了党的建设直接决定党的领导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也是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在同频互动中不断深化的历史。“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 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百余年奋斗之所以能够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根本在于党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完善自身， 以党的建设质量的不断提升来保障党的领导能力的持续增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走向成熟，从而奠定了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绝对领导权。党成立之初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但因理论准备不足与斗争经验匮乏，幼年时期的党未能完全掌握革命领导权。1929年古田会议创造性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方针，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问题。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明确“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随后延安整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核心， 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团结。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稳固确立。正是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的系统性锻造，使党具备了统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政治智慧与组织能力，最终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探索与党的领导能力同步经受考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如何在大规模执政环境中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成为决定党的领导能力能否延续的关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实际上开启了执政党建设这一全新课题。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并从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等方面对执政党建设进行了说明。这一时期党在怎样建设执政党上积累了宝贵经验，但由于随后一段时期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偏差，管党治党的思想路线与制度供给出现松动，制约了党对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治理的领导能力。这充分证明了执政后党的建设必须跟随历史方位的转变同步跟进，否则领导效能便会遭到削弱。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通过恢复与改进党的建设，重塑了党对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能力。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开展了整党工作，确立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将党的建设提升到“新的伟大的工程”战略高度。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回应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这一系列举措保证了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施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和组织动员。这一时期的实践证明，党的领导能力是随着党的建设质量的动态调整而变化的。只有不断适应时代要求提升党建质量，党的领导才能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引下，针对一个时期党内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推动党的领导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习近平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确立以加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深化，扭转了管党治党不力的局面，重塑了党的领导权威。党和国家机构的深化改革，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确保了党中央令出必行、禁绝不止，极大增强了党的战略统筹与危机应对能力。这种全方位、深层次的自我锻造， 不断提升了党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强大能力，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最为坚实的政治保证。

（三）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要求必须通过高质量党建提升党的领导效能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面临的治理负荷与执政考验具有显著的独特性与复杂性，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必须以高质量的党的建设来不断提升党的领导能力。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既是对党所处历史方位、肩负使命任务、面临复杂环境的深刻把握，也构成了新时代以高质量党建加强党的领导的实践锚点。

大党独有难题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特定历史方位下矛盾运动的显现。中国共产党在超大规模国土、超长历史跨度与超大人口基数上执政，这种大的结构性特征，使得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潜伏性。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以“六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进行概括。这些难题在动态演进中不断生成、积累并相互交织，构成了对党的领导系统的持续性压力。因此， 破解这些难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下维护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领导权威与执政根基的必然选择，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党的领导效能提出了极高的标准，这使得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具有了强烈的时代紧迫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其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要求党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与风险应对水平。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若党自身因大党难题而陷入松劲歇脚、精神懈怠、组织弱化、作风腐化，则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便无从谈起。因此， 以高质量党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的现实迫切需要。习近平深刻指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从而在根本上消除阻碍党的领导效能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与思想观念束缚。

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最终要着眼于提升党的领导效能上。“六个如何始终”的大党独有难题涉及党的建设各方面，是一个相互关联、系统全面的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要以高质量为标准，用更加科学的态度、法治化的思维、体系化的方式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能够实现“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 ，这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根本要求的实践展开，是高质量党的建设的具象化呈现。破解大党独有难题要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 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之间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 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增强执政本领，从而将党的建设成果转化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效能，全面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全面提升党的领导核心能力

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是党的领导核心能力四个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维度。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四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要着眼于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其中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置于首位，明确“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为以高质量党的建设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强化政治统领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

政治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政治领导力在“四力”中居于统领地位，是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根本支撑。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明确“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以高质量的政治建设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核心在于构建政治权威、制度安排与实践能力相统一的严密逻辑，推动党的政治领导力实现从价值理念向制度效能、治理实绩的实质性转化。

以高质量党建锻造政治领导力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习近平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全部历史和实践证明，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有核心领航掌舵。新时代以来，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必须教育引导全党同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高质量党建锻造政治领导力要践行“两个维护”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并以此为基础构筑严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政治领导力的高质量提升不仅包括政治宣示的强化，更需要将政治统领原则具象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安排体系。新时代以来，党内规范性文件体系日臻完善，通过确立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刚性约束，从制度层面厘清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政治权责边界，确保了政令畅通与决策执行的统一。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制度架构不断向国家治理各领域纵深，实现了党的组织体系与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度耦合。这种制度化的政治统领，超越了传统科层管理的局限，使党的政治领导力获得了稳定的制度载体与规范的运行轨道，从而具备了转化为现实治理效能的坚实基础。

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要落脚于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现代化，实现政治原则向政治实践的有效转化。《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领导制度、群众路线这一基本领导方法、依法执政这一基本领导方式。在这一制度框架下，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是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的实践节点。政治判断力是明是非、辨方向的前提，要求党员干部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能够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核心在于对政治风险的预见性与对政治方向的敏锐性。政治领悟力是懂大局、识大体的基础，要求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战略意图，核心在于理论思维的深度与政策解读的准确性。政治执行力是抓落实、求实效的关键，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核心在于行动的一致性与工作的创造性。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政治三力”在治理实践中贯通协同，党的政治领导力才能展现出强大的穿透力与感召力，真正实现党的领导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

（二）深化理论武装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

思想引领力是党通过理论建构、阐释与传播凝聚社会共识、统摄意识形态话语的核心能力，构成党的领导从政治权威向价值认同延伸的关键纽带。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为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提供了理论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深化理论武装提升思想引领力，要实现理论的科学性、传导的有效性与实践的转化性的有机统一，为党的领导筑牢思想根基。

党的创新理论为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供给。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优势源于对时代课题的科学回应与自主理论创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以“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为内容框架，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系统回答了新时代重大时代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一原创性理论成果的体系化建构，为思想引领力提供了源头活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理论创新”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明确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表明了理论生产的自主性与科学性要求，确保理论供给始终与实践发展同频、与群众需求共振。

以高质量党建深化理论武装，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并将其落实为分层覆盖、常态化运行的党内教育体系。习近平指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党内教育实现分层分类与刚性约束相结合，既突出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又覆盖全体党员乃至广大群众的普遍学习需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作出一系列部署，既要求组织实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坚持理论武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又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分层覆盖、常态化运行的党内教育体系实现了理论学习教育在时间空间上的全覆盖，从学懂弄通向做实转化的知行贯通，使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内化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与行动自觉，为思想引领力向社会延伸提供支撑。

以高质量党建锻造思想引领力需要不断凝聚社会共识，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思想引领力拓展广泛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凝聚力与引领力依赖于执政党通过理论供给与话语传播主动塑造。这就要求通过加强理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部署落到实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以高质量党建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以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为制度底座，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全媒体传播体系、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等多维载体，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契合大众认知习惯的表达形态，实现对多元社会思潮的有效引导与对社会共识的深度凝聚。

（三）夯实组织根基凝聚党的群众组织力

群众组织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凭借自身严密组织体系，把最广泛人民群众动员到党的周围，使党的领导获得深厚力量源泉的核心能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明确“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关键性问题，为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提供了根本遵循。以高质量党建锻造党的群众组织力，需要党依靠组织网络、干部队伍、基层堡垒， 把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为团结奋斗整体性力量的政治能力，进而提升党的领导整体效能。

以高质量党建锻造群众组织力要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使党的触角延伸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为群众组织力提供坚实的组织载体。习近平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新时代党的组织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实现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有效覆盖，实现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推动党的组织架构与国家治理结构实现深度耦合。

干部队伍作为组织体系的核心能动要素，其素质优劣直接决定群众组织力的实践效能，是高质量党建锻造群众组织力的关键抓手。习近平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这一部署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干部工作对锻造群众组织力的重要作用。干部的群众立场、群众能力、群众作风直接决定组织群众能否落地。新时代党的建设在干部工作维度的质量变革，集中体现为选育管用全链条的制度优化。选的环节突出政治标准首位以把住入口关，育的环节强化基层一线历练以锤炼群众工作能力，管的环节延伸日常监督以防脱离群众，用的环节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以激励担当作为。建设高质量的干部队伍，要实现政治过硬与本领高强的统一、结构优化与梯队建设的统一、严管约束与厚爱激励的统一，使每一名干部都成为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合格节点，为党的群众组织力提供强有力的主体支撑。

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强弱直接决定党群联结的紧密度，直接影响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发挥。以高质量党建夯实群众组织力，核心要落到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上来，推动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组织动员群众的坚强堡垒，筑牢群众组织力的社会根基。习近平指出：“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出现‘断头路’，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有效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新时代党的建设紧扣这一要求，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一方面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推动人财物资源下沉基层，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直达末梢、落地见效；另一方面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将基层组织体系与网格化治理、协商议事、民生服务网络有机融合，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厚植信任、凝聚共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增强为群众组织力筑牢了坚实的社会根基。

（四）维护先进形象扩大党的社会号召力

社会号召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凭借自身先进性特质与纯洁性形象，对社会各界形成广泛动员效能的核心能力，构成党的领导获得最广泛社会响应的重要环节。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实践要求，为扩大党的社会号召力提供了思想武器。以高质量党建扩大党的社会号召力就要通过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塑造和维护党的先进形象， 进而将其转化为全社会自觉响应的内生动力，为党的领导赢得最广泛的认同基础。

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社会号召力生成的情感根基。作风是党的形象的直接窗口，优良作风是党赢得群众信任的首要前提。习近平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纠治“四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为民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把作风建设融入党员干部日常履职的全过程，推动作风建设从集中整治向常态化长效化深化。这种常态化的作风建设通过持续的行为塑造，真正实现化风成俗，不断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情感联结。习近平明确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建设的成效最终要由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来检验。当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务实为民的工作作风，感受到党解决自身作风问题的坚定决心，对党的政治认同便会自然转化为对党的号召的积极响应，这种源于情感认同的号召力才具有最持久的稳定性。

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维护社会号召力提供规范支撑。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纪律不仅是约束党员行为的负面清单，更是彰显政党政治品格的正向标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构建涵盖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全方位纪律规范，并创造性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现管党治党全面和从严的有机统一。严明的纪律通过设定明确的行为边界和惩戒机制，向社会昭示党自我革新的政治形象，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公信力。纪律建设的高质量，不仅在于制度的完备，更在于纪律意识的普遍觉醒与纪律执行的绝对刚性。唯有如此，党才能在复杂严峻的执政环境中展现出令行禁止的卓越品质，从而以高度的纪律性赢得社会的广泛尊重。

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是淬炼党的先进形象、巩固社会号召力的最有力实践。腐败是对党群关系最具破坏力的侵蚀因素，“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不敢腐的震慑充分彰显，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自觉显著增强，实现“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历史性跨越，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通过坚定不移地“打虎”“拍蝇”“猎狐”，党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种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 不仅清除了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更在深层次上修复和强化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的领导获得了最广泛、最真实、最持久的民意基础。

三、新时代以高质量党建加强党的领导的实践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深刻变化，面临的执政环境日趋复杂，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代以高质量党建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要将党的建设的质量要求贯穿党的领导的全过程各方面，通过制度体系的刚性约束、自我革命的内生驱动、治理能力的效能转化，实现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统一，为党长期执政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持。

（一）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增强党的领导权威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将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载体，也是以高质量党建加强党的领导的实践抓手。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并要求“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新时代加强党的领导要将党的领导这一重大政治原则转化为覆盖各个领域、贯穿各个环节的制度规范， 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力确保党的领导的连续性与权威性。

完善党的领导制度首先要筑牢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屏障，将党的领导贯穿国家治理的各层级与各领域。这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根本要求的制度展开。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必须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等基础性党内法规， 明确党中央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 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大工作实行党中央统一决策、统一部署、统一指挥。在此基础上，健全党的领导融入国家治理各领域的制度安排，针对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公立医院、科研院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不同领域的特点，细化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的权责边界与履职方式，实现党的组织体系与国家治理结构的深度耦合。此外，还要进一步健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明确请示报告的事项范围、程序规范与纪律约束，既保证党中央对全局工作的掌控力，又赋予地方与部门在贯彻执行中的创造性空间，使党的领导的权威性在制度运行中得以充分彰显。

制度的生命力要在执行中彰显。提升制度执行能力，核心在于确保党的意志在各级组织得到落实，打通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党的领导制度执行力，要将党的领导制度压实到各级党组织，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明晰一把手抓制度执行的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制度执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选拔考核的全过程，推动领导干部发挥“头雁效应”，形成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良好氛围。同时，还需要通过常态化的政治巡视，对执行不力、打折扣、搞变通的行为进行严肃问责， 克服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顽瘴痼疾，使每一项党的制度都能穿透层级壁垒落实到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充分发挥出党的领导制度的实践效能。

依规治党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成熟定型的法治保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和根本之策。这一论断阐明了党内法规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党的领导既要靠宪法法律确认其合法性，也要靠党内法规确证其规范性。坚持依规治党增强党的领导权威要不断完善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有机统一的制度体系。这不仅要求加快补齐党的领导法规制度短板，完善党的组织法规、自身建设法规与监督保障法规，更要强化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确保制度的时代性与适用性。同时， 还要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坚决维护党内法规的严肃性与统一性。通过高标准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为党的领导提供坚实的法治根基，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良性互动。

（二）以自我革命精神永葆党的领导生机活力

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是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动力源泉。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要求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动态进程中确保党的领导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具象抓手。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以自我革命精神永葆党的领导生机活力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维习惯与行动自觉。这要求通过定期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常态化的政治体检、动态化的整改落实， 及时清除党员干部思想上的灰尘和政治上的微生物，避免党在长期执政环境下出现精神懈怠、宗旨淡化的危险。此外，还需要将初心使命的要求融入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各环节， 以常态化的理论淬炼与党性滋养，从源头上防范党内思想滑坡、信念动摇等根本性问题。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将自我革命精神转化为党的领导效能的枢纽。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以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以系统观念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贯通融合，避免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对党的领导权威的消解。体系的系统性越强，自我革命对党内顽瘴痼疾的治理精度就越高，党的领导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也就越扎实。自我革命要求坚持标本兼治， 既以雷霆之势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又以建章立制堵塞制度漏洞，这就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具备动态调适的属性。在长期执政环境下， 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不断发展，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等问题的出现，对制度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以自我革命精神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根据管党治党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作出回应，在保持制度稳定性的基础上增强制度的前瞻性，确保党的领导始终具备应对复杂局面的适应能力。这种动态调适机制本质上是自我革命精神在制度建设中的具象化，通过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为党的领导提供持续稳定的效能。

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构成自我革命的价值土壤，是党的领导效能获得深层支撑的文化载体。习近平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文化以其价值渗透力与行为导引性，深刻形塑着党员干部的思维模式与行动逻辑。以自我革命精神涵养党内政治文化，不仅要运用批判的思维，更要运用建构的逻辑，破立并举。要运用自我革命的批判武器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牢固确立以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为核心的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必须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坚决反对党内政治生活平淡化、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习惯与文化自觉，从而在全党范围内凝聚起高度的政治认同与行动共识。在自我革命精神中涵养的政治文化，为党的领导效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软实力支撑，是党的领导效能得以最大化发挥的深层保障。

（三）提升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根基

提升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是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也是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实践落脚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 ”。这为新时代提升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增强党的领导效能指明了实践方向。提升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要通过战略统筹、数字化赋能、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等多重维度，使党的领导更加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加契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实现领导效能的整体性提升。

提升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要注重完善战略统筹能力的系统集成机制，筑牢党的领导效能的顶层支撑。战略统筹是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核心禀赋，其本质是在复杂的治理场景中，实现对发展的全方位把控。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完善战略统筹能力需健全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实体化运行机制，从制度上规避治理碎片化、政策碎片化问题。此外，还要建立战略实施的动态评估与弹性调整机制，把短期应急管理与长期战略规划有机衔接，把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有机统一，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连贯性与一致性。通过战略层面的系统集成， 党的领导能够实现从局部优化向全局统筹转变，从根本上提升领导的整体效能。

提升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要强化数字化赋能，拓展党的领导效能的技术维度。数字技术是当代治理的重要变量，其对党的领导效能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习近平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强化数字化赋能必须坚持党管数据的根本原则，健全数据资源权属划分、流通共享、安全保障的制度规范，明确各级党组织在数据治理中的领导权责，防范数据垄断、技术霸权对党的领导权的隐性侵蚀。要将党的群众路线、公平正义理念嵌入技术治理底层逻辑，避免算法歧视、算法黑箱等技术异化问题损害群众利益， 同时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与数字治理网络深度融合，把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与党的领导的价值理性统一起来，使数字化赋能始终服务于党的领导效能提升，从技术维度拓展党的领导对治理场景的触达深度与响应精度。

提升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要顺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习近平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工作是党的看家本领，其本质是党把分散的民意诉求整合为国家意志、把个体的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制度化机制，也是党的领导获得合法性认同的根本路径。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要健全民意吸纳的制度化渠道，完善人大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民主协商议事会等平台的运行机制，明确群众参与重大决策的权责边界与程序规范，使民意表达从零散化向有序化转变。同时，通过建立民生需求的动态感知与响应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治理效能的根本标尺，完善群众评价、反馈、监督的闭环机制，倒逼各级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此外，要推动群众工作方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安排有机衔接，把党做群众工作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党领导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效能，使党的领导始终建立在最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通过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党的领导能够从单向动员向双向互动转变，把民心所向转化为政策所向，把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从根本上巩固党的领导的社会认同基础，实现领导效能的可持续提升。

结语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统筹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提供了根本遵循。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主体性锻造与功能实现的辩证统一，是党在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更是新征程上应对复杂执政环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要始终坚持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指引，在强化政治统领、深化理论武装、夯实组织根基、维护先进形象等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提升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推动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真正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面向未来，唯有始终保持对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认知，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才能让党的领导始终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可靠主心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续强劲的政治动力。（作者：董树彬 马得源）

【文章二】

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境界

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理论与时代实践的内在关系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随着时代演进与实践发展不断更新的开放体系 。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立足新时代这一特定历史方位，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进行创造性发展的理论结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

进入新时代，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交汇叠加，一系列全新党建课题亟待理论解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面从严治党，凝练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治党概念、观点、论断，构建了以“十四个坚持”为主体框架的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兼具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特质 。第一，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深化了对无产阶级政党本质的学理把握，厘清了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构建了理论、实践与历史文化三维互构的逻辑，提出了“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 ”等标识性概念，形成了适应长期执政需要的党建话语体系 。第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总结了我们党一百多年来在管党治党领域的得失经验，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建党认知：在治党方式上推进制度化治理，在动力机制上推进自我革命，在党建布局上推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系统性治理 。第三，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土壤，以“十四个坚持”为主体框架，搭建了一套融合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严密体系，进而引导管党治党工作迈向常态化、制度化治理的新阶段 。上述三个维度的有机结合，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拓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境界的逻辑整体。

一、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理论的时代升华

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积极理论成果，聚焦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建设课题，立足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以“两个结合”为根本路径，在本质认识、方法、概念体系三重维度上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理论的时代升华。

1.本质认识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长期执政实践，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的重大论断，厘清了政党与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关系，将党的领导从政治原则提升至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的高度。这一论断既“实现了把党的领导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到现代化国家治理根本制度的跃升 ”，也超越了西方政党理论中政党工具化的认知局限，实现了对政党与国家关系认知的根本性深化 。同时，明确了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以初心使命为政党的价值根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我们党的精神根基，全方位充实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规定与价值内核 。从学理层面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经典作家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先锋队属性、揭示其阶级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长期执政条件下政党与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关系，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本质认识层面的时代升华。

2.方法创新：以“两个结合”为根本路径

立足百余年党建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出场的历史必然性与理论合理性 。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方法论精髓，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逻辑的基础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立为独立的逻辑向度，构建了理论、实践与历史文化三维互构的逻辑，实现了“两个结合”的路径跃升。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党建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构建了理论植根实践、文明滋养理论的立体化创新机制，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守正是贯穿“两个结合”全过程的根本原则，无论是立足中国具体实际，还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筑牢理论根基、锚定正确方向，杜绝理论创新失本偏航 。创新在“两个结合”中有不同的表现：在“第一个结合”中，创新意味着立足市场经济转型、社会信息化变革、内外风险交织叠加的时代场域，聚焦长期执政大党的独有治理难题，紧扣新时代党建新特征、新问题，总结实践经验、破解时代课题，在贴合中国实际、回应时代需求中推动党建理论迭代发展；在“第二个结合”中，创新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民为邦本、自省革新、贤能善治、革故鼎新等传统治理智慧，赋能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一突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脱了仅作为“文化背景”与“历史条件”的辅助性角色，塑造了理论与文明有机统一的全新文化生命体，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文脉、适应中国国情，使传统优秀治理文化赋能当代党建实践，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典范。

“第二个结合”从根本上变革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生成方式，具有深刻的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其凝结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方法创新的实质，标志着新时代党建理论突破传统理论与实践结构的局限，实现理论、实践与历史文化的有机统一，从而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视野与发展空间。

3.概念体系重构：以长期执政与全面治理为核心

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背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通过提出“自我革命 ”“全面从严治党 ”“大党独有难题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等原创性概念，实现了概念体系重构 。这从根本上重塑了党建理论的“问题域 ”，构建了以长期执政与全面治理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形成了适应党长期执政需要的话语体系。

在这一概念体系重构中，以“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等为核心的概念群具有奠基性意义：这既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 ”论断的时代化发展，更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解决自身蜕变”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科学回答 。习近平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并深刻阐明：“我们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我们党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其奥秘就在于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能力。”这一理论创新深刻揭示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执政逻辑，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要求提升至历史哲学高度。在此逻辑下，长期执政维度的审视应聚焦权力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全面治理维度的考量则需侧重制度建设与治理实效 。二者的深度融合有效回应了大国治理的复杂性，标志着党建理论的分析框架与价值导向实现了整体跃升。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向长期执政与全面治理的范式跃升。

二、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系统深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百余年管党治党经验，系统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在治党方式上，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系统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构筑常态化、长效治理的根基；在动力机制上，确立自我革命的主导地位，推动政党主体的自觉革新；在党建布局上，形成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系统性治理格局，以政治建设定向领航、统摄全局，破解传统党建分散治理导致实效性低的难题。这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整体推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方式、动力、架构上实现整体性跃升，把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1.治党方式完善：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重大命题，将制度化确立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路径。习近平指出，“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明确要求“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在方法论层面，习近平以“牛栏关猫 ”的生动比喻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 。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如。”这一论断表明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严密性与执行力，制度笼子太大的空隙将导致治理效力的丧失 。新时代以来，党统筹推进党内法规制度立改废释，推动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以系统完备的制度供给实现管党治党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建构，不断完善法治化、常态化的制度治理。

完善治党方式的实质，就是推动管党治党遵循制度逻辑，为党长期执政背景下的政党治理构筑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制度运行方式。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的治理工程，制度建设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各方面，是支撑全面从严治党常态长效推进的核心依托。制度化管党治党依托规范、系统、稳定的制度体系，兼具统揽全局、固本强基、长效运行的治理特质，有效破解了执政党长期执政过程中治理标准不统一、治理举措碎片化、治理成效难延续等现实难题，是推进新时代政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从深层治理逻辑看，制度化治党不仅实现了管党治党治理模式的深层次革新与体系性升级，更从根本上化解了政党治理实践中“常态与非常态 ”“短期效应与长效机制 ”等的内在张力，使管党治党遵循制度化治理的逻辑。

2.动力机制优化：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纵观人类政治文明演进历程，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各类政权、政党共同面临的难题。无论是传统王朝政权，还是近现代各类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普遍容易滋生权力固化、作风懈怠、脱离大众、治理失效等问题，极易引发执政根基动摇、治理体系失序，最终陷入兴衰更迭的历史循环，这是世界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亟待破解的普遍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执政探索中，立足我国国情与政党属性，探索形成了适应自身长期执政实践、破解上述历史性难题的两条特色路径：一是发展人民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使外部约束成为政权运行的常态化制衡机制；二是以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自我革命，在政党肌体内部培育持续净化的内生动力 。两者并非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而是内外贯通、互为支撑的关系——前者解决“谁来监督 ”的权力制衡问题，后者回应“如何防腐 ”的主体锻造问题 。 自我革命的突出意义在于，它以政党主体性的觉醒为前提，将人民监督压力转化为内部治理动能，为政党治理的常态化运行提供深层动力保障。

毛泽东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由此可知，人民监督是管党治党的外部条件，其效能的充分释放依赖政党自身的主体自觉。单纯依靠人民监督的政党治理存在显著的被动性与滞后性，难以从根源上祛除党内顽瘴痼疾，无法实现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生性治理目标。新时代管党治党动力机制的核心调整，正是在持续发挥人民监督外部保障作用的基础上，确立自我革命的主导地位，推动动力体系由人民监督驱动为主向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协同发力转变，体现了内因与外因在实践层面的辩证统一。

为推动自我革命从理论原则转化为实践体系，习近平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这一组实践要求系统阐明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目标、根本遵循与实施路径，回应了为什么要推进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的核心命题，为优化管党治党动力结构提供了系统化的实践指引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的实践标尺，即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权力规范运行要进一步到位，从严监督执纪要进一步到位，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要进一步到位。“五个进一步到位”分别从思想认知、党性修养、权力规制、监督执纪、责任传导五个维度，细化自我革命的实践标准。

新时代管党治党动力机制优化的深层逻辑在于厘清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的辩证关系，重构内外监督协同运行的治理结构。人民监督作为外部制衡的保障，属于管党治党的外因；自我革命作为政党主体层面的内在觉醒，构成政党肌体净化的内因，在动力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二者基于“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辩证机制实现有机统一——人民监督的压力激活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自我革命的实践深化则不断提升政党承接外部监督的主体能力，由此形成“外部压力、内在觉醒、制度转化、效能释放”的完整治理理路。

3.党建布局升级：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党建布局的优化调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系统总结百余年治党经验、科学研判长期执政环境变迁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架构及其运行机理作出的全局性、战略性重构。回望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党建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革命战争年代着重从思想建党破题，以作风建设锤炼政治品格；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持续深化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逐步形成了涵盖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多领域的党建基本格局。这种分领域推进的建设模式，适应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党建任务，但从系统治理的视角看，其结构性局限亦不容忽视——党的各项建设的条块相对独立，联动协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党建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与系统集成效能，难以充分适应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协同推进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与大党独有治理难题，破解党建条块分割、平行推进的治理弊端，构建党建整体运行逻辑和系统集成的治党体系，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核心要务。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建方向、政党性质与治理成效，是统领党的各项建设的根本性工程。习近平指出，“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都是因为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 ”，“不从政治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党内问题的政治本源，阐明了政治建设固本培元、提纲挈领的核心地位。他进一步明确，“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正式确立了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核心准则与根本遵循。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加强，事关国家前途、党运兴衰和人民福祉，从根本上重塑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之间的关系，推动党建整体布局实现由分散推进向系统集成的深刻转型，这一布局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

党建布局升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党建条块分割、平行推进的模式，厘清政治建设与其他各项建设的辩证关系，构建主次分明、协同贯通的系统化党建体系。在新布局中，政治建设发挥定向领航、统摄全局的核心作用，锚定党建根本政治立场与发展方向；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围绕政治建设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党的各项建设始终服务于夯实政治根基、防范政治风险、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同时，党的各项建设的实践成果巩固了政治建设成效，形成双向赋能、互促共进的良性运行机制。党建布局的升级从根本上解答了新时代党建“为谁建设、建设什么、如何建设 ”的核心命题，避免了重形式、轻政治内核的治理偏差，使新时代党的建设成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系统工程 ”。

三、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理论升华

唯物史观认为，价值立场既植根于社会实践，又制约实践的发展方向。新时代大党治理的生动探索与创新性实践，既为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系统总结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根基，也孕育了管党治党的价值坐标，推动管党治党新经验上升为系统化、学理化的理论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这一伟大实践的深刻凝练，这一科学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精髓与百余年党建优良传统，实现实践基础、价值立场与理论规定的有机统一，完成价值引领、理论创新、体系建构、实践深化的系统性跃升：以人民至上锚定治党根本立场，以原创理论系统回答党长期执政的时代命题，以“十四个坚持”为主体框架构建完备的理论体系，以系统理论完善自我革命的治理实践路径 。这四维相互贯通，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大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思想指引。

1.价值引领：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与根本价值坐标

价值引领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内核，构成了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与根本价值坐标。依据唯物史观，价值作为社会意识植根于现实物质实践，新时代党建理论并非抽象教条或零散经验汇总，而是价值立场与治党实践辩证统一的理论结晶。管党治党“为了谁、依靠谁 ”是党建理论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群众根本利益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记初心使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党建理论的价值根基，这三个维度构成党建理论的完整价值体系。

第一，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基本原则，筑牢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宗旨，决定了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的必然确立。坚守这一根本原则，是百余年党建始终如一的政治自觉。针对弱化党的领导、淡化党性原则、偏离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错误思潮，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建党原则嵌入全面从严治党各环节，依靠严明政治纪律、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压实治党责任保障党建正确方向；同时以理想信念改造党员干部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态观，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从主观层面防范政党变质变色，确立党建理论创新的价值标尺。

第二，坚持人民至上，丰富无产阶级政党宗旨的时代内涵。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群众路线是贯穿百余年治党历程的核心主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是新时代人民至上的价值表达。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党中央持续纠治作风顽疾、纵深推进反腐败、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同时改进党建成效评判标准，将人民满意度作为衡量治党成效的根本标尺，推动党的人民立场实现时代升华。为民情怀贯穿“十四个坚持”全部内容，完整回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价值之问。

第三，牢记初心使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拓宽全球政党治理价值路径。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的双重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立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党建思想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普世皆准的叙事，明确了各国政党模式、现代化道路不存在统一模板 。从政党政治的运行逻辑看，竞争性选举体制下的政党行为深受选举周期制约，政策制定往往基于选票最大化的短期理性，难以形成跨越选举周期的连续性治理规划，由此导致政策摇摆与公共利益碎片化等结构性困境。相较之下，我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能够超越党派利益博弈，将民族复兴的长远目标与人民整体利益作为政策制定的根本依据，并通过自我革命的内在机制保持执政党的自我更新能力 。这种制度安排在治理效能层面展现了不同于对抗式政党竞争的运行逻辑，为重新审视政党治理的评价标准提供了新的参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形成的治党经验，拓展了政党治理理论的视野，不仅为世界范围内执政党应对权力监督、腐败治理、执政能力维持等普遍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2.理论创新：深化对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知

习近平党建思想延续百余年党建理论脉络，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时代课题，基于“两个结合”形成一系列原创性论断，推动全党对执政规律、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迈上新台阶。

第一，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百余年的积淀为新时代党建理论创新提供了根基与养分。一百多年来，党的建设始终围绕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展开，各阶段党建成果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由此积淀的规律性认识集中体现在：思想建党是保持先锋队属性的根本路径，从严管党治党贯穿政党发展全过程。这些规律性认识为新时代党建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长期执政条件下大党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日益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百余年党建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活实践，以“六个如何始终”精辟概括大党独有难题的系统表征 。围绕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一系列原创性理论贡献，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知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第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系列原创论断从多个维度深化了对党长期执政内在规律的认识。立足百余年建党理论根基与新时代管党治党鲜活实践，习近平提出诸多原创性、引领性的理论观点，其核心价值在于从治理范式、内生动力、建设布局、价值根基、组织支撑、反腐治理等维度深化了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这一根本问题的规律性认知。在治理方式维度，提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揭示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本质规律；在动力机制维度，提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明晰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内外约束的协同发力是稳固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形成依靠内生动力化解党长期执政考验的规律性认知；在党建布局维度，强调政治建设统领地位，明确“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进一步理顺了新时代党建实践的内在逻辑；在价值根基维度，制度化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阐释政党生命力根植于人民的根本道理，明确党长期执政的价值归宿；在组织支撑维度，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论证严密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有优势与执政根基；在腐败治理维度，“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思想教化协同发力，实现对腐败的系统施治。这些重大原创论断覆盖管党治党全领域全过程，进一步深化了对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第三，“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跃升的根本路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集中体现了守正创新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化时代化一方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本源，完整继承无产阶级政党性质、民主集中制等基本原则，筑牢理论根基；另一方面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身自省、治吏安民、天下为公等治理智慧，结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使其完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直面长期执政大党特有的治理矛盾，提炼一系列贴合当代党建实践的新规律：大党治理必须坚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以政治建设统领各项建设协同联动的发展规律；长期执政条件下的腐败治理必须遵循惩治、制度、思想一体贯通的系统施治规律；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党的组织建设必须遵循以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为依托、以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核心的强基固本规律；经受执政考验必须依靠常态化自我革命、持续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自我净化规律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贯通传统治乱兴衰、吏治得失的历史经验，提炼契合大国长期治理的全局性宏观规律：国家长治久安必须遵循以民为本的执政根基规律；政党长久存续必须坚持正风肃纪的吏治建设规律；大国治理必须遵循制度设计与反躬自省的辩证统一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的互促，必须遵循政党治理文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铸魂规律。依托这一根本路径，党既立足实践，提炼回应时代难题的实操性规律，又贯通历史文脉，把握关乎长期执政的全局性宏观规律，拓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认识体系。

3.体系建构：以“十四个坚持”为主体框架构建完备的党建理论体系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其理论贡献体现为将一系列原创性论断整合为逻辑自洽、层次分明的系统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以“十四个坚持”为主体框架，涵盖管党治党各个领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当代中国的体系化发展。

第一，“十四个坚持”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十四个坚持”凝练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理论创新成果，具体涵盖十四项任务：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十四个坚持”包含领导核心、战略方针、价值追求、总体布局、责任保障等方面，覆盖党的建设所有领域，统合理想信念、问题导向、为民立场、科学思维等维度 。该体系汲取百余年管党治党经验，立足新时代全新实践完成理论构建，打通党建各项任务的内在关联，形成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

第二，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治党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以“十四个坚持”为主体框架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凸显政党建设之本，而且指明管党治党之路，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党建的重大时代课题。

在认识论层面，“十四个坚持”中的六条（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根本问题。这六条从本质、组织、价值、建设四个维度建构了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完整认知体系：在本质维度，“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高度厘清了政党与国家、民族复兴的内在关联；在组织维度，“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在价值维度，“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锚定政党的价值本源；在建设维度，“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贯通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与党性修养，构成政党自我建构的完整认知框架。

在方法论层面，“十四个坚持”中的八条（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准回答了“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实践问题。这八条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总纲，以严密组织体系筑牢执政根基，以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强执政骨干力量，以常态化作风纪律建设维系党群血肉联系，以“三不腐”一体推进构建系统施治的反腐体系，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固化治理成果，以压实治党责任健全全链条落实机制，形成闭环联动的完整实践路径。

在“十四个坚持”的框架内，认识论与方法论呈现辩证统一的生动图景：前者确立了治党实践的价值导向与逻辑起点，后者则为理论认知提供了实践场域与检验标尺。二者在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中相互交织、不断升华，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谛 。这套以“十四个坚持”为主体框架、认识论与方法论内在贯通的理论体系，为破解“六个如何始终”的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能的解决方案，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的理论特质。

4.实践赋能：以系统化党建理论擘画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主体框架，形成认识论与方法论内在贯通的理论体系，是长期执政条件下管党治党的根本遵循。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阶段，面对复杂演变的世情、纵深攻坚的国情和考验叠加的党情，习近平党建思想遵循理论指导实践、体系赋能治理的底层逻辑，沿着顶层整体布局、凝聚思想共识、刚性制度规范的递进路径转化为治党实践动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专项集中治理转向常态长效、标本兼治的系统性治理。

第一，发挥理论引领作用，推动新阶段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落地落实。依托“十四个坚持”蕴含的政党建设认识论，将顶层理论设计转化为全域贯通的党建实践总框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性实践前提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构建了覆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的完整架构，理顺了管党治党全链条逻辑 。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日趋繁重、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的现实条件下，党的统筹协调能力与基层组织的承载运转能力面临更高的实践要求 。要以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遵循，系统构建纵向贯通、横向协同、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分层分类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着力培养和锻造适应民族复兴伟业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从而将宏观理论部署转化为各级党组织可操作、可评估的具体行动方案，以系统完备的党建布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第二，强化理论武装，夯实自我革命精神根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一论断揭示了理论只有立足现实、回应现实需求方能转化为实践力量的内在规律。当前，我国面临内外多重治理考验，我们党作为长期执政大党面临防范初心淡化、规范权力运行、稳固党群根基等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回应这一系列治党难题的科学理论。

理论武装工作是理论落地的关键，其根本任务在于以人民至上为核心价值，通过常态化思想教化淬炼党性修养，为落实党建整体布局和各项制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应当清醒认识到，现阶段多重风险挑战不断考验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外部环境而言，某些敌对势力刻意曲解党的宗旨与价值取向，企图削弱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就国内发展而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社会各界对公权力规范运行和作风建设的期望持续提高；就党内状况而言，“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而理想信念的松动正是作风涣散与腐败滋生的思想根源。归结起来，这些挑战所指向的核心议题在于，党能否始终如一地代表并切实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因此，人民至上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不可动摇的根本价值标尺。

将人民至上这一根本价值准则贯穿思想建设始终，是新时代理论武装工作的核心命题。作为落实这一命题的制度化途径，党内集中教育要围绕“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展开系统化的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持续引导党员干部校准理想信念，端正权力观、政绩观与事业观，培育其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这既是从思想源头上防止政治蜕变的关键举措，也是保障党建制度体系有效运行、确保制度刚性执行的思想基础。

第二，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执行力。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党内法规与治党责任闭环体系，以刚性规则补齐权力监督短板，是将理论转化为治理实效的必然要求。思想教化能校正党员主观认知偏差，但难以实现权力运行全流程长效约束，因此必须以制度化方式将管党治党的成熟经验固化为刚性规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为法规体系建设、治党责任传导提供了遵循。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持续完善以党章为根本、以配套法规为支撑的制度体系，将成熟治党经验固化为贯穿决策、执行、监督、问责各环节的刚性规范；压紧压实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专责，层层传导治党压力；一体推进“三不腐”，健全监督约束机制，补齐基层监督、同级监督、“一把手”监督的薄弱环节，打通制度落地堵点，推动党内法规转化为现实治理效能。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制度化治理破解大党长期执政权力监督难题，巩固顶层布局、价值铸魂形成的治理成果，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常态长效推进。（作者：方杲）

【文章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逻辑

一、引言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绩观是执政者对于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去创造政绩以及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政绩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它决定着公共权力行使的目标取向、资源分配方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政绩观，体现着该政党、该国家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目标任务和历史方位发生着全局性、历史性变化。传统“唯GDP论”的政绩观，已难以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政绩观关乎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报告、文章中，深刻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这些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治国理政领域的生动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为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难题提供了科学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内在地催生了一种与之匹配的新型政绩观，不是对过去那种发展理念的修修补补，而是新时代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发展动因、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全面重塑与哲学升华。所以，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深入阐释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建构逻辑与实践要求，不仅是对党中央精神的科学化解读，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发展的题中之义。

二、理论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正确政绩观的靶向回应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为各级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坐标系”和“评判系”。正确政绩观就是准确对接这个坐标系、适应这种现代化价值追求之“魂”和“纲”。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对政绩目标的系统性规定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从不同维度对“什么样的政绩才是好政绩”提出了根本性、方向性的规定，共同构成了正确政绩观的目标谱系。

其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政绩秉持普惠性与整体性思维。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决定了任何政策与政绩的生成，都必须以惠及最广大人民为根本出发点，必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那种只打造“盆景”和“亮点”、忽视全局均衡和底线公平的政绩观，无法承载如此庞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正像脱贫攻坚战所昭示的那样，其政绩价值不仅是经济数字的增长，而是改变了每个个体、每个家庭的命运，实现了“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的普惠正义，是人口规模巨大背景下的政绩伦理的深层表达。其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政绩彰显共享性和公平性。“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它内在地批判了那种造成贫富悬殊、撕裂社会的发展模式，要求政绩不仅要把财富的“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共享性意味着政绩评价需体现共享度的指标，比如城乡居民收入比、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也就是说，政绩观必须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历史阶段转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把发展成果公平地惠及人民作为政绩的主要衡量标准。其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政绩超越单一经济维度，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要求领导干部创造的政绩，既要体现为物质基础的坚实和国家硬实力的提升，也要体现为丰润的精神滋养、繁荣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昂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政绩考核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考核经济增长、项目建设等“硬指标”，也要评估文化发展、社会文明程度、价值引领等“软实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等，这些可能不直接产生GDP，却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潜绩”与“长绩”。其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政绩内含生态理性与永续发展相统一。这彻底扬弃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现代化老路，要求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政绩评价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保制度，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变为“硬约束”“硬杠杠”。那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的GDP增长，不仅不是政绩，更是需要严肃追责的“政绩负资产”。这要求政绩观必须深刻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懂得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其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政绩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与战略胸怀。这就要求相关领域的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不能局限于一域一地，而要有利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既要看对本地区的贡献，也要看对整个国家的贡献；既要看对当下发展的贡献，更要看为今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出的贡献，以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的努力。如“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相关项目，就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国利益和东道国利益，彰显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政绩。

（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

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于《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全面、内涵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坚持为民造福，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坚持以实干出政绩，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解决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问题；坚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解决好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概言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坚持为民造福的政治立场；明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重要内容；坚持以实干出政绩；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蕴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辩证统一。一是“显绩”与“潜绩”。这是正确政绩观中极具智慧与远见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所谓“显绩”，是那些周期短、见效快、易为外界感知的工作成绩；“潜绩”则是那些投入大、周期长、短期内难见成效，却是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积蓄后劲的工作，如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生态修复、制度建设等。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必须保持历史耐心，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这要求领导干部超越个人得失和任期局限，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二是“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价值统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这从根本上明确了政绩的创造主体是人民，评判主体也是人民。因此，“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在本质上高度统一，对党忠诚、对上级负责，最终要体现为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正确政绩观坚决反对那种“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 领导不注意”的错误倾向，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政绩真正经得起人民、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三是“久久为功”与“时 不我待”的张力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 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一张蓝图绘到底，这需要“久久为功”的历史耐心。同时，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战略机遇稍纵即逝的现实，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又必须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作为，体 现“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科学把握“稳”与“进”、“立”与“破”的辩证法，既要防止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蛮干”，也要克服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躺 平”，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奋发有为。四是发展“速度”和“质量”的优先次序重构。“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标志着政绩观核心导向的历 史性变革，即由过去更多追求“有没有”“快不快”，转而更加注重“好不好”“优不优”，正确政绩观不再简单以经济增长速度论英雄，是要看发展的“成色”和“效能”，看创新驱 动的贡献，看产业结构的优化，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正确政绩观要求哪怕增长速度暂时 放缓，也要为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夯实基础，标志着一种更加成熟、更具韧性的发展范式 正在形成。

（三）耦合的枢纽：“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伦理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正确政绩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二者在价值内核上同根同源、高度统一。“以人民为中心”构成了连接宏伟蓝图与具体实践的根本伦理纽带。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最终旨归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同样，正确政绩观的所有要求，最终都归结为“为民造福”。“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无论是创造“显绩”还是“潜绩”，根本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最终评判者是人民；无论是“久久为功”还是“时不我待”，动力源泉是人民期盼；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标准是看人民是否得到实惠。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为正确政绩观设定了时代的“考卷”与“评分标准”，而正确政绩观则是领导干部答好这份“考卷”必须遵循的“答题规范”与“价值准绳”。二者在伦理价值上深度耦合，共同定义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何为有价值的发展、何为有效的治理、何为称职的干部。

三、三维建构：正确政绩观的理论逻辑解析

正确政绩观并非离散的观点集合，而是一个在目标设定、制度工具、价值伦理三个维度上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严密理论体系与实践架构。

（一）目标维度：从“经济增长”单维目标到“五位一体”综合绩效的系统跃迁

政绩观的首要问题是“追求什么”，即政绩的目标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正确政绩观在目标维度上，实现了从“以 GDP论英雄”的单一经济目标，向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多元、复合、系统目标的革命性跃迁。这一跃迁是中国式现代化多维特质在政绩目标上的具体化与操作化。

其一，经济建设的政绩目标，已由重规模速度向重质量效益转变，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招商引资额、财政收入增长不再是评判政绩的唯一标尺，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科技进步贡献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等反映发展“含金量”的指标更受关注。其二，政治建设的政绩目标，聚焦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政绩体现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以及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其三，文化建设的政绩目标，旨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意识形态安全责任制；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部分文化建设的政绩可以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情况、提供高质量文化产品和服务情况、社会文明程度、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等方面来衡量。其四，社会建设的政绩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中心。政绩目标包括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等。人民群众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其五，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绩目标，是目标维度革新最显著的一项。其核心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体目标包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空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根本改善，森林覆盖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稳步提升。生态环保指标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不断加大，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并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五位一体”的政绩目标体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工作中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这标志着政绩观从单一经济理性转向统筹全域的系统理性。

（二）工具维度：考核体系的深刻变革与路径创新

目标需要工具去支撑和保障，而政绩考核体系就是引导干部行为的“指挥棒”“风向标”，是最核心的制度工具。党的十八大以来，政绩考核工具发生系统性、重塑性变革，旨在把“目标维度”的宏观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衡量、可奖惩的微观制度安排。

其一，彻底扭转考核导向：从“考总量”向“考质量”转变，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的建立并全面推行为主要标志。扭转单纯以GDP增长论英雄的倾向，构建了一套涵盖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生态、开放水平、共享成果等多维度的综合性评价指标体系。比如，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导制定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办法，把“全员劳动生产率”“科技经费投入强度”“能源综合利用率”“地表水达到或者好于Ⅲ类水体的比例”“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等作为重要评价指标。这实际上将新发展理念嵌入干部政绩考评的制度流程与激励约束体系之中。其二，考核内容的系统性优化：增加“潜绩”考核和长远效果考察。 “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强化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健全预期管理机制，优化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针对“显绩”易受青睐、“潜绩”易被忽视的难题，考核工具进行了适应性创新。一方面，在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中，显著加大了对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生态保护修复、重大风险隐患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等长期性、基础性工作的考核权重。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开展重大政策、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后评估与中长期跟踪评价，建立政策效果的追溯机制，着力纠正“新官不理旧账”和决策短视问题。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的创建与发展就是针对领导干部任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潜绩”“政绩负债”的重要制度创新。其三，考核主体多元化拓展：从“官评官”向“官评 + 民评”转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就必须把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即人民群众的感受作为政绩评价的核心考量。多数地区在考核指标中增加“群众满意度调查”“第三方评估”，让政府工作绩效、公共服务水平、群众口碑等接受被管理者和服务对象评判。尽管在实践中还处于摸索改进阶段，在科学性和有效性上还有待提高，但这一方向性变革，推动政绩评价权回归人民，是对“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的制度化探索。其四，考核技术的智能化应用与潜在风险防范。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大量运用于政绩信息收集、加工、分析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考核的精准性和效率性，如用卫星遥感来监测生态情况的变化，利用政务大数据分析社情民意的热点等，同时，也带来了“数字形式主义”“算法歧视”等新风险：过分注重数据化、网络留痕而忽略了现实世界的“服务温度”和治理效果，算法若设计不当，可能固化甚至放大不合理的考核导向。因此，正确政绩观在工具维度上，同样强调对“技术理性”的审慎运用与合理规制，防止工具异化导致政绩目标被扭曲。

（三）伦理维度：马克思主义政绩伦理的守正与创新

一切工具手段的正常运行都离不开内在的价值认同与伦理支撑，正确政绩观的伦理维度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心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又得到了升华，为上述目标和工具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价值根基。

其一，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坚守与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正确政绩观首先是对这一宗旨的当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这从根本上廓清了政绩的归属与目的 ：创造政绩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博取虚名，而是为了造福人民。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政策、推动工作的依据和准绳。其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政绩伦理上的新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一深刻论断，将党的执政基础、国家的根本与人民融为一体，将政绩的伦理高度提升到了关乎党执政兴国根基的层面。它深刻揭示，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最深厚的根基在人民。领导干部创造的任何政绩，如果背离了人民利益，就不仅不是政绩，而是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江山”的危险行为，这赋予了正确政绩观以无比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超越个人职业操守范畴的严肃的重大政治要求，是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对党和人民忠诚的重要标尺。其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绩”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蕴含着丰富多样的治国理政理念，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为政之道，“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正确政绩观在批判性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将这些思想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政绩伦理话语。比如强调“潜绩”、甘于“铺路奠基”就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奉献精神一脉相承。其四，对“忠诚干净担当”政治品格的熔铸与贯通。正确政绩观的践行主体是广大领导干部，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对党忠诚，不搞“两面派”、不做“两面人”，确保创造的政绩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得起政治检验；必须自身干净，清正廉洁，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确保政绩的“成色”纯正 ；必须敢于担当，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 ；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是正确政绩观得以在个体层面落地生根的坚实保障。

综上所述，“目标—工具—伦理”三维框架构成了正确政绩观完整严密的理论建构逻辑。目标是引领，为政绩创造指明方向；工具是路径，为政绩实现提供制度保障；伦理是根基，为政绩工程注入灵魂和价值合法性。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以人民为中心”的崇高政绩伦理决定了“五位一体”的总体性政绩目标，总体性政绩目标的达成离不开科学完备的政绩考核工具导向和驱动，政绩考核工具发挥作用归根结底取决于广大党员干部是否认可并自觉践行政绩伦理。正是基于此三者之统一与协调，才使正确政绩观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政策宣示抑或是道德要求，而是一个兼具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系统化、科学化的治道理论。

四、实践逻辑：地方治理场域中的践行探索、现实挑战与路径调适

正确的理论唯有运用于实践才能展现其强大生命力。正确政绩观作为一种先进的治理理念，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地方探索互动中，不断转化为具体的治理行动，催生了丰富的实践创新，同时也与复杂的现实环境碰撞，呈现出多重的实践张力。

（一）创新探索：正确政绩观引领下的地方实践样本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主动作为，在如何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治国理政实践中来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形成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样本。

其一，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中“协同共富”的政绩生成机制。“山海协作”是指浙江为解决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山区欠发达地区协作发展的战略。在传统政绩观下，发达地区帮扶欠发达地区的积极性不足，会认为这是“输血”负担。浙江经过一系列制度设计，重构政绩生产及共享方式 ：1.政绩共认、利益共享：对“山海协作”项目形成的 GDP、税收等成果以一定比例同时计入两地政府的政绩考核中，让帮扶者的“奉献”变为有形可视的“政绩收益”；2.市场化的激励和长效机制：通过税收分成、用地指标倾斜、生态补偿等市场化手段，建立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激发发达地区“我要合作”的内生动力；3.“飞地”园区模式：由发达地区输出资本、技术和管理，欠发达地区提供土地和劳动力，合作共建园区，收益共享，实现了从单向“输血”到双向“造血”的转变。这一机制培育了“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发展”的共同价值，是正确政绩观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成功应用。

其二，江苏省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的“差异化探索”。江苏是经济大省，转型升级的压力比其他地区早一些，因此对政绩考核工具的精细化也更早一些。江苏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1.分类考核，精准引导。根据苏南、苏中、苏北不同的发展阶段、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设立不同的考核指标和权重。比如对苏南地区更加侧重考核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对外开放，对苏北地区更加侧重考核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生态保护，不搞“一刀切”。2.增设“特色指标”，鼓励创新探索。在省定统一指标外，允许各市设置若干体现自身发展特色和主攻方向的“自选动作”指标，鼓励各地走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3.突出质量效益和创新驱动取向。大幅提升“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等反映发展质效和动能转换指标的权重，强力引导各地摆脱“速度情结”和路径依赖，走创新驱动、绿色集约的内涵型发展之路。这套精细的考核机制把高质量发展这个宏观战略目标很好地分解、传递到基层，成为推动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强大“指挥棒”。

（二）现实张力：理念落地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与挑战

尽管方向明确、创新频出，但正确政绩观在复杂的治理实践中仍面临一系列来自传统路径、体制机制和认知惯性的张力与挑战。

一是“压力型体制”下的“刚性传导”与“因地制宜”需求之间的矛盾。为了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自上而下的目标设置、任务分解、督查考核是中国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一个重要机制，学界称其为“压力型体制”。这对推进各项工作非常高效，但也很容易造成目标设定“一刀切”和实施过程中“层层加码”。例如，在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领域，基层为应对上级的“硬指标”“硬杠杠”和“一票否决”，有时会采取“运动式治理”或“一律关停”等简单化做法。虽然短期内数字指标可能“好看”，却可能误伤合规企业、影响群众生计、损害经济活力，如此便背离了政策初衷，也扭曲了正确政绩观。如何在确保中央权威和政令统一的前提下，为地方留下足够的、基于本地实际的“弹性空间”和“创造性落实”余地，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二是群众满意度“软评价”与量化考核“硬指标”的权重失衡。“群众满意度”虽然被广泛地引入考核之中，但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满意度”的权重、科学性及结果运用的效力还有待加强。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易于量化的、有较强可比性的“硬指标”而言，群众满意度调查往往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问题设计主观、结果易受偶然因素影响等局限，往往被作为“软指标”。在现行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中，经济增长、招商引资等“硬指标”通常仍占有更重的分量。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一些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仍倾向于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向那些易于量化、显性化、短期内容易出“成绩”的工作，而对那些周期长、见效慢但群众长期受益的民生“软”工作，投入相对不足。如何科学设计民意调查机制，真正确保“群众满意”在干部考核、任免、奖惩中发挥实质性、决定性作用，是政绩考核改革的深水区。三是数字技术赋能与新型“数字形式主义”滋生之间的悖论。“形式主义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重实效。”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为政绩信息的采集、管理和评估提供了强大工具，提高了管理效率，但也催生了形式主义的“数字化变种”。比如，动辄让基层干部在各种政务服务APP上“晒痕迹”、在微信工作群里“打卡签到”“秒回”、在微信公众号上“拍照留痕”，把“照片落实”“截图落实”当作工作落实；通过数字化平台设定太多、太细、不切合实际的工作管理指标，让基层干部忙于网上填表、迎检，没有时间去实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这种“数字形式主义”用技术外衣包装了传统形式主义的内核，耗费了大量行政资源，加重了基层负担，异化了考核工具的初衷，成为正确政绩观落地的新障碍。

（三）路径调适：优化政绩生成与评价系统的方向

为缓解上述张力，推动正确政绩观更深融入国家治理之中，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持续、精准的调适与创新。

一是深化“分级分类”考核，赋予地方更充分的改革自主权。在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的总体框架下，进一步细化分类指导。不仅按区域分类，还可按主体功能区定位，如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进行更精细的分类考核。减少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的指令性考核指标，增加预期性、指导性指标。探索建立“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明确鼓励探索的方向和严禁触碰的底线，同时健全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的容错纠错机制，为那些出于公心、担当作为，在探索中出现的失误错误提供明确的宽容边界，激发干部“闯”的精神、“创”的劲头。二是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机制，做实群众评价的权重与效力。“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探索引入更独立、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优化问卷设计、抽样方法和数据分析，提升评价的科学性与公信力。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群众评价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评优评先、绩效奖励更刚性、更直接的挂钩机制，让群众口碑真正成为干部政绩的“硬通货”。推广电视问政、网络问政、重大民生项目公众听证与评议等做法，拓宽群众常态化、制度化参与政绩评价和监督的渠道。三是规范数字技术的治理应用，坚持技术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明确数字技术是提高治理效率、减少基层负担的方式方法，并非最终目的。及时清理规范各种强制打卡、过度留痕的APP和微信群组。在以大数据对各项工作进行考核时，应该注重结果导向和实效导向，削减不必要的、给基层增负的过程控制指标。强化对算法设计逻辑的伦理审查，防止因算法偏见固化不合理考核导向。归根结底，技术是工具，必须服务于“为民造福”这个根本价值，防止“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四是强化正确政绩观的教育与养成，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推动各级领导班子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将正确政绩观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纳入各级党校、干部学院教学体系。不仅要讲清“是什么”，更要讲透“为什么”，通过正反典型案例剖析，引导干部深刻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加强实践锻炼，把有潜力的干部放到改革发展主战场、维护稳定第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去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在解决复杂矛盾、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的浓厚氛围，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形成鲜明用人导向。

五、结论

展望未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场深刻的治理理念与行为方式的自我革命，必将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入发展，这一重大命题的理论内涵必然会随之不断丰富完善，并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其一，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治的重要内容和内在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所内蕴的普惠性、共享性、全面性、可持续性与和平性，从发展哲学的高度对“什么样的政绩才是好政绩”提出了全新的时代命题。正确政绩观正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回应这一命题、引领和推进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必须秉持的行动纲领与价值规范，二者构成了发展目标与治理路径、宏大叙事与具体实践的深度互构与内在统一。其二，正确政绩观是一个“目标—工具—伦理”三维协同、严密自洽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目标维度，它实现了从经济增长“单兵突进”到“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在工具维度，它通过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为标志的考核体系深层次变革，系统引导“显绩”与“潜绩”、“当前”与“长远”的平衡 ；在伦理维度，它扎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升华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崇高政治伦理。三维之间，目标引领工具，工具保障目标，伦理贯穿并统摄目标与工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强大解释力和实践力的理论框架。其三，地方创新与深层张力并存，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调适与深化过程。浙江“山海协作”、江苏“差异化探索”等案例，展现了地方将顶层设计创造性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智慧。但是，“压力型体制”的惯性、群众评价的“软约束”困境、“数字形式主义”等新老问题也揭示了先进理念与复杂现实碰撞产生的张力。因此，我们要不断深化改革政绩考核体制，完善政绩考核制度设计，在统一中见灵活，在运用中防异化，在不断试错中寻求最优方案。（作者：郑鑫宇赵海月）

【文章四】

“第二个结合”与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从“清、慎、勤”到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链接与时代升华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干部政治品格是执政党精神风貌的反映，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基础，更是影响社风民风的重要风向标。当今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干部政德建设，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越来越重要。而干部政德建设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需要深厚的历史文化滋养和科学的理论指引。“第二个结合”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理论创新亮点，为我们更加深入把握并有效推进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它要求我们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两极对立甚至彼此分割的两大部分，而是把它们视为能够相互嵌入、彼此赋能的有机整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极为富足的官德思想资源，从西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到春秋战国儒家“为政以德”“修己安人”，法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后世把清廉自守、谨慎勤勉、勤政爱民凝练为官箴核心，这些思想指导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伦理实践，凝练出了独特的士大夫精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传统的官德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其价值旨归在于维护君主专制和等级秩序，其实现路径多是以个人道德自觉和有限度的制度约束为主，有着历史局限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进程中一向重视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并不断结合时代特点进行新的阐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为民、务实、清廉”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使命在道德层面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党对无产阶级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传统“清、慎、勤”和新时代“为民、务实、清廉”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关联？二者又是怎样在“第二个结合”这一宏大历史叙事和科学的历史方法论指引下，完成价值衔接、内涵升华、逻辑贯通的？探讨这些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丰富新时代培养建设高素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所需的历史文化根基、价值演进逻辑、实践路径方法。

一、“第二个结合”：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的理论根基与方法论

（一）筑牢文化根基：确立新时代政德建设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指一个民族文化价值的自我主张、自我认同、自我建构能力，是其文化自信的基础。政德建设的开展也需要文化主体性，在各种杂乱的价值观念中游离就会迷失方向，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割裂传统，或陷入文化保守主义，食古不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 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德建设作为文化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需要建立在坚定文 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可为政德建设提供丰厚滋养。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绵不 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官德思想资源。比如，《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论语》中“为政 以德，譬如北辰”的德治主张；《孟子》中“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的价值位阶；历朝历代清官“清、慎、勤”的实践和大量官箴、家训中承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这些思想与实践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伦理文化基因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否认这一宝库的存在，政德建设就失去其历史根基和民族特色。“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对这种文化主体性的高度自信与有力保障。“第二个结合”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政德建设既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营养，又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这意味着我们不再简单地照搬西方道德标准来评判和要求干部，而是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时代发展要求，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干部政德话语表述、政德实践范式。比如“为民”，它既吸收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和升华，使其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种结合使新时代政德建设有了无可替代的“中国芯 ”和深厚的文化涵养。

（二）提供科学方法：指引传统官德资源的现代转化路径

“第二个结合”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物理拼接”，更不是“回到孔孟”式的复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结合 ’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化学反应”的表述生动体现了“结合”的辩证性与创新性，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批判和扬弃，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道德观念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传统的“清、慎、勤”官德思想，产生和发展于封建社会，其服务对象、价值基础和具体内涵必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如“清官 ”思想往往和“忠君”观念紧密相连，“慎”与“勤”的本质也多是为巩固和维持封建皇权统治秩序的宗法伦理服务。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科学甄别其精华与糟粕。应继承和弘扬其中超越时代、具有普遍价值的合理内核，如廉洁自律价值追求、勤政为民职业道德、谨慎用权畏权意识等；同时，必须坚决剔除其中的封建性精神锁链，如封建等级观念、封建官本位思想、封建人治思想等。更重要的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辩证法等对这些合理内核进行改造和提升，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政治意蕴。

（三）锚定价值方向：确保新时代政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

任何道德体系都有其价值追求，它决定了一个道德体系的根本性质、最终去向。政德建设的方向正确与否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性质会不会变、颜色会不会褪。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一根本的价值立场决定了我们党一切工作包括干部政德建设都必须以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第二个结合”的框架下，传统“清、慎、勤”的最终落脚点必须被引导到“为民”这个根本目的上来。衡量一切政德要求的最高标准、最终价值都在于是否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使得新 时代的政德建设，无论是“清廉”的要求，还是“务实”的作风，抑或是“勤政”的表现，都紧紧围绕着“人民”这个中心展开，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例如，干部的“勤”，不再是简单地忙于事务，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是要勤于为民造福、勤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种价值目标的根本确立确保了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不折不扣的人民性本质，划清了其与一切剥削阶级官德的界限。

二、从“清 ”到“清廉”：廉洁内涵的党性升华与制度固本

（一）价值基础的革命性跃迁：从“忠君”到“为民”

中国传统社会的“清官”之“清”，其价值源流是在“忠君”的观念下展开的。包拯、海瑞，从“铁面无私”到“直言敢谏”，其效忠对象是帝王，要维护的最终还 是封建皇权政治。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丹心首先照耀的是南宋王朝的“汗青”。这种“清”是为“上”负责，其道德高度必然受到“君权至上”的条框制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则科学地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一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 这一基本原理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形成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一根本立场，完成了价值主体的转换。新时代的“清廉”，其价值基础是“为民”。这既是对传统式“清官”廉政自省的个人操守的传承，也在价值观层面实现了由“忠于王”到“忠于民”的提升和超越。清廉必须保持，不再是道德自律的表现，而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的体现，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牢记初心使命的试金石。这种“清廉”将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内在地统一起来，因为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

（二）内涵要求的系统性拓展：从“不贪”到“全面从严”

过去社会的“廉”，以经济上的廉洁为主旨，即不 贪不贿、清白无污、两袖清风。这集中体现在历代法 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中对官吏贪腐的严厉惩处上。同时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如“慎独”的功夫。但 要求单一，且往往与政治忠诚纠缠在一起，对于权力运行、干部社会关系缺乏系统性的规范。新时代的 “廉洁”，其内涵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体现了“全面从严”的要求。它不仅要求干部个人廉洁自律，还要延伸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干部工作和生活的 各个方面。第一，公正用权。要求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权力行使的公平 正义，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第二，依法办事。要求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第三，纯洁交往。要求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防止被“围猎”。第四，廉洁齐家。要求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这是对传统 “修身齐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同时，也应加强制度建设，由“教化为主”走向“制度与教化并举”。传统时代的“清”德主要依靠道德教化，新时代在强调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同时，更重视了制度建设和监督制约。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和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建立了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善、运行有效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从而为确保干部廉、政府清、政 治明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保障机制的现代性建构：从“道德自律 ”到“制度他律”

“德主刑辅”的治理理念下，官德维系的主要方式是道德感化，依靠官吏个人的道德自律、道德自觉及其修养，辅之以舆论力量的道德监督和有限的刑事处罚。这种模式充分信赖“贤人政治”，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与人治色彩。“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屡见不鲜，王朝后期吏治腐败成为常态，“在德主刑辅”模式下的官德维系具有明显的不足。“制度问题更带有根 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新时代在注重坚持思想建党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依靠制度治党，实现自律和他律的有机结合。这不仅体现在制度的建立和 完善上，也体现在对制度落实和监督上。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和持之以恒的落实，就是通过具体的制度规 范来约束干部行为，让其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传统监察制度主要指向官员的职务行为，并且监督权最终来源于皇权。新时代建立了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特别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 监督、舆论监督等贯通协调，构成了强有力的“他律”合力，为干部保持“清廉”设置了多重防线，是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三、从“慎 ”到“务实”：实践理性的马克思主义重塑与时代要求

（一）精神实质的革新：从“风险规避”到“实事求是”

“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代表着一种审慎、周密、敬畏的态度，是从政为官应当具备的品质。它强调“慎独 ”“慎初 ”“慎微 ”“慎友”，即要求为官者在独处时、事之初、事之微、交友时都须谨慎从事，慎言慎行。《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种“慎”是对事物复杂的认识、对权力风险的预防和敬畏、对为政后果的清醒意识，“慎”是减少执政失误率必要的政治品格。然而，传统的“慎”若把握失度 ，也容易导致因循守旧、明哲保身、不做错事的保守和官僚主义的心态与作风，压抑担当创新精神。在“第二个结合”框架下，传统的“慎”德被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并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度融合，升华为“务实”政德要求。这是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革命性转变。在传统社会，“慎”有其历史合理性，在信息闭塞、决策主要依赖个人经验的背景下，“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是减少执政失误率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过度凸显这种“小心谨慎”，则可能会陷入庸俗，成为不敢为、不肯为、不想为的挡箭牌。历朝历代那些因循守旧、敷衍搪塞的“太平官 ”们，一定程度上窒息着社会的活力。“第二个结合”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运用到对“慎”的认识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和发展动力，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对“慎 ”的精神实质作了根本性的革新，它不再仅仅是消极地规避风险、谨小慎微，而是积极地尊重客观实际、探索客观规律、追求实践实效的科学态度。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里的“实”就是“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并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这与“务实”要求内在统一。新时代的“务实”，要求各级干部坚持把“慎思”与“笃行”紧密结合。一是先要“慎”，也就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底细、搞好规划，本身就包含着“求是 ”的内涵。二是必须敢抓敢干、真抓实干，就是“务实”的行动。这将“慎”从可能导致保守和形式主义的处世哲学，转变为一种积极主动促进事业进步的实践精神。这种“务实”的“慎”，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深刻把握基础上的清醒和坚定，是积极的、进取的“慎”。

（二）目标指向的校准：从“维持稳定”到“解决问题”

传统官德的“慎 ”所指向的是维护既存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所谓“萧规曹随”“稳定压倒一切”，在某些时候还可能为“稳定”而回避矛盾，甚至压制新生 事物。“慎”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也可能 成为阻碍变革进步的桎梏。新时代干部的“务实”，有着明确、具体的目标导向，就是发现和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发展进入关键期，面临的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干部能够克服“慎”可能带来的畏首畏尾、不敢碰硬的畏难情绪，以及“以会 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形式主义。干部的“务实”就是要敢于面对矛盾，敢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以攻坚克难来展现自己的担当作为，同时克服“只 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懒政、怠政，杜绝好大喜功、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真正的“务实”，就是要求干部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检 验的实绩。这种以解决问题、推动发展、服务人民为 目标的“务实”，是“慎”的更高层次体现和价值归宿 ，是真正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大慎”。它体现了共产党人“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三）方法路径的科学化：从“经验直觉”到“调查研究”

传统的“慎”更多依赖为官者自身经验、道德直觉和主观判断等“官场历练”“为官心得”。虽然也有“体察民情”的要求，但缺乏系统科学的认识方法为基础，其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难以保证，“拍脑袋决策、凭经验办事”仍时有出现。新时代的“务实”，则牢牢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特别强调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这要求干部必须将“慎”的态度贯穿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实情的全过程。通过“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听真话、察实情，真正把情况摸实，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对。习近平总书记对调查研究提出了“深、实、细、准、效”的五字要求，给“务实”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指南和思想指导。“‘深 ’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实 ’就是真正做到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细 ’就是要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准 ’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效 ’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切实可行”。这使得“务实”建立在全面、客观、真实的信息基础之上，避免了“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调查研究是“慎思”和“务实”的结合点，是检验决策科学、行动有效的重要环节，是共产党人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的求实品格。从“慎”到“务实”的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传统智慧的激活、改造和提升。使“慎”摆脱可能的消极内涵和主观色彩，转变为一种建立在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基础上，以解决问题、注重实效为目的的积极科学的政德品格和工作作风，深刻体现出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实践品格。

四、从“勤 ”到“为民”：价值旨归的根本重塑与境界升华

（一）价值立场的颠覆性转变：从“对上负责 ”到“对下负责”

“勤勉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为政者的必备品格。《尚书》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强调勤奋是成就事业的根本。历朝对“勤政”的要求都强调官吏应当尽职尽责、日夜操劳、勤勉政务。这种勤勉意识对于维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实现社会进步有着重要作用。但中国古代的“勤政”，从根本上说，其最终的目的、价值取向，都是为了忠君、为了皇权、为了巩固和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忠贞，其对象是蜀汉政权和刘氏皇族。其服务对象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民众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政绩”的工具。在“第二个结合”的引领下，传统的“勤”德发生了根本性的价值重塑，其旨归被彻底扭转到“为人民服务”上来，升华为“为民”这一最高政德标准。这是一次价值观层面的根本性革命。在封建君主专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官吏权力是由君主给予的，官吏工作的首要目的和最终标尺是对君主负责。虽然也还有为民做主的诉求，但“民 ”更多是统治的对象和赋税徭役的来源， “爱民”是“忠君”在一定条件下的手段和保持统治稳定的需要。这种“勤政”的本质是“对上负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决定了权力的来源和归属发生了根本变化。新时代干部的“勤”，其出发点和服务对象必须是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干部们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干部的政绩，最终要由人民来评判。这种价值立场的根本转变，是“第二个结合”在政德观上最深刻、最彻底的体现，是共产党人的政德与一切旧官吏官德的本质区别。

（二）内涵深度的革命性拓展：从“恪尽职守 ”到“担当作为”

传统的“勤政”，多强调处理公务的勤勉、恪尽职守的尽责，如批阅公文、审理案件、收税、维持社会治安，这大多是职务范围之内的、相对被动的事务工作。虽然也有像西门豹治邺、郑国修渠那样的利民工程，但也更多取决于个别官员的贤能而非制度性的要求。新时代“为民”，使“勤”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要求也相应提高。它不仅包含事务性的“勤”，还意味着价值性的奉献；不仅要求做到勤政务实，更要求做到勤于为民谋事干事、勤于作为担责。要求干部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等问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问题，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干部要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涉险滩，特别是遇到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敢于亮剑，在矛盾多发地敢于迎难而上，在矛盾突出点敢于冲锋陷阵，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对不正之风敢于坚决斗争。

（三）情感基础的本质性升华：从“职业要求”到“宗旨信念”

传统的“勤政”，其情感基础具有复杂性。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远志向和“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实现；又有“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雇佣意义和“光宗耀祖”的家族利益考量，乃至谋取青史留名的私利动机，这种情感基础虽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并非完全建立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要求领导干部“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 赤子之心”。这是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的情感和信念，这种深厚的情感基础，是在与人民同甘共苦、并肩奋斗中形成的，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和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对于新时代的干部来说，“勤政为民”不仅是外在的职业要求或内在道德约束，而且是内化于心的坚定信念和精神归属。它源于对马克 思主义真理的深刻理解，源于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自觉 认同，源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这种情感和信念的升华，是“勤”的最高境界，是共产党人政德的力量 源泉。它激励干部主动地、创造性地为人民服务，将个人价值实现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从中获得无 穷的动力和最高的荣誉。由此可见，从“勤”到“为民”的链接与升华，是“第二个结合”最具革命性的成果。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对传统勤政思想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和价值重塑，将其价值旨归彻底转向人民，使“为民”成为统领一切政德要求的核心和灵魂，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价值 追求和使命担当。

五、“第二个结合”引领下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理论武装与价值涵育，筑牢“结合”的思想根基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在明晰了“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从“清、慎、勤”到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链接与升华逻辑后，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一理论成果转化为加强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的有效实践。这需要多措并举、系统推进，构建科学完备的实践路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的作用，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特别是要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要引导干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政德要求上的内在契合性与升华逻辑，并认识到为民务实清廉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要求。要将传统官德精华，诸如历代清官廉吏的故事、官箴警句、家训家规等融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通过诵读经典、以案说法、文化熏陶等方法提升干部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性和自豪感，主动汲取“清、慎、勤”的精神营养。同时，要深入学习党史，引导干部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感悟共产党人政德的光辉典范，善于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价值序列，引导干部明白干好事业首先要锤炼好个人品德、树立好良好家风，实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突出政治标准与人民立场，把准“结合”的价值方向

政德建设首先是政治建设。要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把是否忠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衡量干部政德的“试金石”。在干部的选贤任能、考核评价、管理监督等环节，务必突出“为民”导向，注重考察和检验领导干部的宗旨意识、政治品行及对人民的感情等。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和事业观，始终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时刻将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将“为民”作为政德建设的主线贯穿始终，真正使领导干部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坚持引导和促使领导干部到基层一线、艰苦偏远地区和关键岗位培养、锻炼和接受考验。有计划地选派和安排领导干部到信访维稳、项目建设等一线进行培养和历练，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推进工作落实、问题解决与矛盾化解。真正做到“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三）健全制度规范与监督体系，强化“结合”的实践保障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不断完善干部管理监督制度体系，将“务实”“清廉”的要求具体化、规范化、可操作化，形成清晰的行为准则和负面清单。健全科学的政德考核评价机制，细化考核指标，把为民务实清廉的表现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任期考核、任职考察等工作中，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应完善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体系，加强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促进各种监督方式贯通协调。特别是要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渠道，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严格执行纪律，对腐败行为、贪污现象“零容忍”，形成震慑。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执行，使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成为硬约束，成为干部不可逾越的红线。要健全党委（党组）的全面监督、纪律检查机关的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的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的日常监督、党员的民主监督等各项监督，也要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推广“互联网+监督”模式。通过建立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运作高效的监督机制，实现对权力行使和干部政德状况的全过程、全方位监督，确保“制度他律”真正落实。

（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与文化氛围，优化“结合”的外部环境

政治生态和文化氛围对干部政德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这个最致命的“污染源”，不断净化政治生态。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营造风清气正、崇廉尚实的良好环境。大力推介爱人民、务实干、尚廉洁的先进典型，营造以先进模范为榜样、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的良好氛围。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官场上的陋习和歪风。培育全党和全社会崇尚清正、反对奢腐的良好从政风气和价值追求。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以廉政文化为抓手，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清廉元素，传承党的廉洁基因，培育和弘扬以清廉为美、以廉洁为荣的价值取向和人格修养，使崇廉尚洁、公正无私蔚然成风，在全党和全社会营造民主、务实、勤政、廉明的政治生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大力选树和宣传践行为民务实清廉的先进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形成见贤思齐、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同时汲取反面典型教训，搞好警示教育，教育引导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六、结语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精髓，为新时代干部政德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与实践指南。“第二个结合”作为方法论基 石，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官德箴言“清、慎、勤”与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淬炼形成的核心政德要 求“为民、务实、清廉”之间的价值逻辑，对于筑牢新时 代政德建设的文化主体性、推动传统资源现代转化、锚定社会主义价值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从“清”到“清 廉”、“慎”到“务实”、“勤”到“为民”的价值链接与时代升华，这一过程不仅是术语的转换，更是价值基础从“忠君”到“为民”的根本跃迁，内涵要求从个人道德到全面从严的深度拓展，以及保障机制从道德自律到制度他律的全面强化。“第二个结合”通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传统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为民、务实、清廉”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政德体系。“为民”是根本追求和价值基点，“务实”是途径方式和工作标准，“清廉 ”是基础底线和纪律要求。着力推进新时代“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的干部政德建设，必须要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突出政治标准，把准价值方向；健全制度体系，强化实践保障；营造良好生态，优化外部环境。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让“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持续培育政治坚定、德才兼备、忠诚廉洁有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既是“第二个结合”强大的生命力和实践力的生动展现，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扛起新的文化使命、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作者：郑鑫宇、赵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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