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稿：社会科学研究院】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军教授在《历史研究》2025年第11期发表论文《中原王朝对契丹政权的影响》，将契丹族群形成与政权形成综合考察，提出中原王朝在契丹由松散部落联盟聚合为稳定政治共同体、最终建立辽朝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形塑作用。该文突破了将族群形成与政权形成分而治之的传统研究范式，为理解中华文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一、研究范式的转换：从“两个问题”到“一个进程”

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将北方民族的族群形成与民族政权形成作为两个独立问题分别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契丹史研究的奠基者陈述即已对二者分别展开研究；此后的学者或关注契丹国家的形成，或聚焦契丹社会结构，鲜少将二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本文指出，这种分解式的研究视角，客观上弱化了中原王朝在契丹社会组织演进中的关键影响。

本文以契丹为个案，考辨契丹族群从“古八部”到“大贺氏八部”到“遥辇氏八部”的演进，提出：在契丹由临时、不稳定的部落联盟发展为永久性、稳固的政治共同体，乃至最终建立辽朝的过程中，中原王朝始终是关键力量。这一研究路径不仅是对契丹早期史的重构，更是对北方民族前国家社会组织演进规律的宏观思考。

二、族群建构：古八部时期与中原朝贡体系

关于契丹族群的起源，学界通常上溯至北魏。本文对《魏书·显祖纪》与《魏书·契丹传》细致比对，指出北魏皇兴二年（468）前后，活动于大凌河流域的8个“东北群狄”部落，因共同向北魏朝贡，逐渐结成被冠以“契丹”之名的新族群。这些部落对中原文明的共同向往及朝贡的共同行为，构成了它们走向联合的核心动因。

北齐天保四年（553），北齐文宣帝高洋北讨契丹，“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记载中出现“契丹别部”的概念，说明至晚在6世纪中叶，契丹已存在“本种”与“别部”的区别。而《李范墓志》所载李范曾祖缬“齐授八部落大蕃长”，更以出土文献印证了传世文献中“古八部”记载的可信性，并表明北齐的册封对契丹八部结构起到了关键的固化作用。

三、族群发展：松漠都督府与唐朝羁縻体制

唐建立后，中原王朝对契丹的形塑作用进入制度化阶段。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以窟哥举部内属为契机，设松漠都督府。此举不仅以唐朝代表的身份结束了摩会家族对契丹八部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以羁縻府州体制固化了契丹的部落结构。

《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松漠都督府“领州八”，实际对应着契丹八部。唐朝将窟哥八部与“古八部”的历史记忆相衔接，以州名形式保留了部落传统，但此时的八部构成已非原始“古八部”，而是经过长期整合的新部落联盟。尤为重要的是，唐朝在羁縻体制下确立的“州—县”层级，成为契丹最稳定的基层社会组织，并一直延续至辽朝建立以后。可以说，唐朝通过制度植入，为契丹社会注入了超越传统部落联盟框架的权力架构。

四、族群定型：遥辇氏时期与“二府”体制的起源

武周“营州之乱”后，窟哥家族对契丹八部的统治瓦解。开元年间，可突于之乱引发契丹内部权力重组，最终涅里杀李过折，“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重组八部，开启遥辇氏时代。本文结合《辽史·营卫志》《兵卫志》及《萧孝恭墓志》《萧孝资墓志》等石刻史料，指出遥辇氏时期的“二府”，即后来辽代的南北宰相府。

这一体制的形成深受唐朝影响。唐朝在松漠都督府体系下设立的“衙官”，俗称“宰相”，本为管控八部的中原官称。至遥辇氏时期，演变为南北宰相府分掌八部的格局：南宰相府为遥辇氏可汗的统治机构，北宰相府则为迭剌部（耶律氏）的统治机构。这种“二府掌八部”体制，证明契丹部落联盟内部已经孕育出超越传统框架的权力结构，标志着契丹社会已处于向国家形态转变的关键节点。

五、理论升华：北方民族社会组织演进的“聚变”规律

文章结语将契丹个案置于北方民族史的宏观视野中，提出社会组织演进的基本规律：北方民族前国家社会组织存在“裂变”与“聚变”两种趋势。当裂变趋势占主导时，社会组织停留在前国家社会；当聚变趋势突破裂变制约时，则开始向国家演进。而推动“聚变”的关键力量，正是中原王朝。

杨军教授指出，这一进程包含三重逻辑：首先，对中原文明的向心力是北方民族社会组织聚变整合的原动力，“东北群狄”正是因“心皆忻慕”而走向联合；其次，中原王朝的保护与支持是突破裂变趋势的重要外在保障，契丹在面临柔然、突厥威胁时，正是通过内附中原获得生存空间；最后，中原王朝的制度与文化植入，成为北方民族进一步发展的基调和底色，辽代南北宰相府即为典型例证。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国认同成为北方民族认同的基调与底色，“愿后世生中国”的辽道宗铭文，正是这一历史逻辑的生动注脚。

杨军 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集刊》主编，吉林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吉林省辽金史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2项，其他各级项目1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高句丽与拓跋鲜卑国家起源比较研究》《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等著作5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