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稿：社会科学研究院】近日，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军教授著《高句丽与拓跋鲜卑国家起源比较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纳入“欧亚备要”丛书。该书是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民族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演进模式的代表性成果。中国社科院余太山先生评价该著“正展示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起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全书共计25万字，系统比较了高句丽和拓跋鲜卑国家起源过程，涵盖族源、迁徙、社会组织演变、王权发展及外部影响等多个方面，是中外学界首部对高句丽与拓跋鲜卑国家起源进行专题比较研究的学术专著。

在北方民族史研究领域，针对具体民族的个案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系统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从国家起源理论高度进行的探讨仍显薄弱。本书的突出价值在于，它选择了两个起源地相近、迁徙时间大体相同，但最终发展为典型农耕文明与典型游牧文明的政权进行对比，旨在从一农一牧两种模式中探寻更具普遍意义的规律。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在充分辨析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以及细致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方法，并广泛吸收中、美、苏、德、日等国际学界的现有成果，对各种学术观点进行了深入辨析，创造性地提出了高句丽和拓跋鲜卑国家演进的具体模式。此外，作者还将个案研究的结论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理论以及塞维斯的酋邦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不仅为本书提供了理论依据，还验证了经典理论的相对解释力，是对经典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本书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

一是关于国家形成路径。高句丽和拓跋鲜卑虽同属东北亚民族，但国家形成路径存在显著差异。高句丽源自夫余“别种”，早期迁徙至浑江流域，在汉四郡统治影响下，其血缘组织逐渐被改造为地缘行政单位，形成“五部”结构，王权通过征服和整合土著部族而加强，公元2世纪末已基本完成向早期国家的过渡；拓跋鲜卑则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南迁匈奴故地后，通过“七分国人”和“离散部落”政策，打破血缘组织，建立地缘统治，王权发展经历多次波折，直至公元4世纪才在拓跋珪时期确立国家形态。

二是关于社会组织演变。本书对两者社会组织演变进行了细致比较。高句丽的“五部”最初是基于血缘的部落联盟，后通过“下户”和“国人”的阶层分化，以及汉官制的引入，逐步演变为行政单位。高句丽的演变更平稳，符合农耕文明的特征；拓跋鲜卑的“三十六国九十九姓”则在迁徙过程中与匈奴、高车等民族融合，通过“离散部落”转化为地缘组织，南、北二部的设立强化了王权控制。拓跋鲜卑的演变更动荡，反映了游牧文明的特点。

三是关于王权发展。本书指出高句丽王权相比于拓跋鲜卑较早确立世袭制，亲信集团和五部部长会议共同支撑王权。同时高句丽直接受汉四郡统治，汉文化影响较深，加速了国家化进程；拓跋鲜卑王权则长期受部落大人制衡，通过亲信集团和军事征服才逐步集权，后期受前秦等政权的影响逐步吸收中原制度，借鉴汉官制完善官僚体系，加速了国家化进程。

四是关于国家演进模式。本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演进的两种典型模式，即征服与贡赋的持续存在，社会分层取代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界线，出现与凌驾于权贵阶层之上的王权等三个环节的高句丽模式；以及出现传统结构之外的组织和军事力量，将血亲组织改造为行政组织，增设新的机构等三个阶段的拓跋鲜卑模式。通过对比研究两种模式，推测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向国家演进的普遍规律。

该书的出版，不仅将中国北方民族国家起源的个案研究推进到了新的深度，其提出的比较框架与理论思考，也为边疆史、民族史乃至国家起源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吉林大学几代学人在边疆史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众所瞩目的成就。《高句丽与拓跋鲜卑国家起源比较研究》源自作者多年从事边疆史和边疆理论研究的沉淀，其问世既展现出吉林大学边疆学研究深厚的底蕴与学术传承，更展现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时代吉林大学推进边疆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

杨军 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史学集刊》主编，吉林大学历史研究院院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吉林省辽金史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长春市儒学研究会会长。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2项，其他各级项目1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高句丽与拓跋鲜卑国家起源比较研究》《朝鲜半岛古代史研究》等著作5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