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妮娜】张博泉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在辽金史、东北史、北方民族史、地方史和史学理论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成就最为显著的是辽金史、东北史与史学理论（中华一体理论），这里主要介绍张博泉先生在辽金史研究领域的成就。

张博泉先生于1948年考入东北行政学院 （后改校名东北人民大学），毕业留校后又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与东北人民大学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先后师从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尚钺先生、吕振羽先生学习中国古代史。毕业后留在东北人民大学 （后改校名为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古代史的各断代史研究中，辽金史是一个薄弱环节，又尤以金史为著，不仅研究成果少，而且没有专门研究金史的学者，多是宋辽史研究者附带研究金史问题。张博泉先生以金史研究为主攻方向，将断代史与民族史相结合，史事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成果卓著，建构了当代金史研究的体系，在国内外辽金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被学界誉为中国第一位专门致力于金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张先生在多年的史学研究中探索和建构了 “中华一体”的理论体系，对新世纪辽金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独到的辽金民族问题研究

张博泉先生关于辽金史的研究最初是以女真、契丹民族的基本社会制度为切入点，进而研究整个辽金王朝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将辽金民族问题作为辽金史基础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是张博泉先生辽金史研究的重要特点。

张博泉先生从金朝女真猛安谋克制度研究入手，对金朝社会经济、社会性质和封建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张先生提出猛安谋克是女真军事民主主义时期的军事作战组织，其编制与女真人原始围猎中的伍什编制直接相关。张先生结合女真族的历史进程对猛安谋克在女真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精辟分析，指出猛安谋克在女真族由氏族制向奴隶制变革以及向外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女真国家形成和发展以及巩固女真族新社会的秩序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地区后，给黄河流域的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和摧残。随着女真族内部新地主阶级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女真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中，猛安谋克组织及其贵族便成为新生产关系的阻碍者。此外，张博泉先生还探讨了金代东北猛安谋克分布，猛安谋克世官贵族与平民，猛安谋克与民族关系，女真族猛安谋克与头下、八旗制度的比较等。张先生关于猛安谋克的研究是我国金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直到今日仍是中国学者关于猛安谋克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女真族基础社会组织在建国前后的发展变化，学界很少有人问津，张博泉先生首次探清了女真社会在建国前经由氏族部落发展为部族组织，金建国后为猛安谋克之下的村寨组织和家族组织的这一发展历程。张博泉先生指出辽代女真的部族制度，是了解女真族建国前社会的关键。女真族在建国前有着众多的部族和部落，分布区域相当广大，女真各部族的源不是单一的，同一姓不一定是由同一部落繁衍的；而众多姓结合成的大部中，居其核心地位的也不一定是一个姓，各姓部落在不同地区也可能繁衍为多部。与此同时，还先后吸收原不属于女真族系的部落加入女真的部落联盟，乃至与女真人融合。

张先生熟悉古代东北不同时期山川地域的名称，通晓音韵学和女真语音义，逐一考证了辽代女真各部的分布地点，并从女真部族名称以及有关女真姓氏的语义分析，探讨辽代女真各部落集团的社会关系和特点。进而深入研究了女真部族的经济构成、组织构成和官属构成，指出女真部族组织是由家族、宗族、氏族、部落以及各部落的联合所构成，在女真部族中社会成员分裂为富人与穷人，百官与庶人，氏族贵族与奴婢部曲，是后来阶级统治关系确立的基础，揭示了女真部族制度的实态。

关于金代女真社会的村寨组织，张博泉先生认为是由建国前的“村寨公社”发展而来，这种村寨公社是以地域为特点的村社组织，发生在原始公社的解体时期，这时女真社会已经出现城堡，有村、乡、寨、铺、屯等各种名称的村寨，其性质与家族公社不同，已具有农村公社的性质。金建国后村寨被保留下来，女真村寨与女真头目、行政设置密切结合起来，成为猛安谋克制度之下的基层组织，随着汉制改革，成为与府州县体制中的村社并存的一种制度。此外，张先生提出金朝前期女真奴隶制是家族奴隶制，这一观点为学界普遍接受。

契丹族和女真族都是东北的土著民族，关于“契丹”与 “辽”， “女真”与 “金”名称的来源，张博泉先生认为对民族的名义研究不是简单的从民族语音所能解决的，这里有一个历史实际问题，应以当时命名的本俗为依据和标准进行研究。从东北地区看，古时带有普遍性的命名习俗，是依水、依山或依地理方位而命名。辽金皆依水名国，而情况又有不同。辽，是中原固有的名称。辽太宗去契丹号，以辽水为国号，并以五行德运之说水生木为木德，以取得中原皇帝的资格，辽作为北方中原王朝与北宋对峙当从此开始。女真兴起于东北的按出虎水 （哈尔滨阿城），一开始即定国名为 “金”，以按出 （金）虎 （水）名国。金灭亡辽、北宋后，不再改国名，也不以五行德运之说符之，不称其为先帝先王之后，以绌辽、宋为中原继承者。及修 《辽史》，方涉及金之五行德运嗣统问题，经过争论，由章宗定继宋为土德。到元统一全国，乃废过去以地名国，取义为元，明清继之。

张博泉先生主张将女真、契丹民族史置于东北民族发展史中进行考察，张先生认为研究契丹、女真社会制度不仅要同汉制相比，更重要的应同北方其他民族的社会制度相比，从中发现他们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以及他们的社会组织是如何受中原制度的影响而发展、变化的，这对更广阔地了解北方民族有重要的意义。

开创性的金朝断代史研究

20世纪初在西方史学研究的影响下，我国近代史学兴起，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断代史研究成果相继推出，然而直到80年代初仍不见一部金朝史问世。同时在各种版本的中国通史著作中，除了70年代末出版的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六册中金史是采取王朝史形式以外，其他都是作为宋史的附属部分简要提及而已。金朝断代史研究明显滞后于其他各朝断代史。

张博泉先生在潜心金史研究近20年的基础上完成了专著 《金代经济史略》 （1981年出版），对金代农业和人口、工矿业的发展、商业和货币、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北方民族抗金斗争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金承辽宋旧制及其与元制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金代经济史的专著。张先生第一次客观地论述了金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问题，这对后来的金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该书出版后，被学界称为 “开拓”之作，奠定了金代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一些重要观点现已成为学界的通说。

在完成了《金代经济史略》之后，张博泉先生便着手撰写金朝史———《金史简编》 （1984年出版）。 《金史简编》建构了金朝断代史的体系和知识结构，它不仅具有一般断代史的基本特征，而且有其独特的视角，体现了张先生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研究风格。该书的出版使金史研究在整体上摆脱了附属于他史研究的状况，第一次将金朝历史的各个方面完整地展现给读者，被学界誉为新中国第一部金朝断代史，是金史研究史上标志性成果，具有里程碑的地位。至今仍然是治金史者所必读的著作，也是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学习金史的首选教材。

辽金史研究与“中华一体”理论建构

张博泉先生的辽金史研究成果斐然，不仅涉猎范围广泛，而且观点精深独到，注重理论探讨与创新。在几十年的辽金史、北方民族政权史、中国地方史研究过程中，张先生始终在思考、探讨、建构、发展与之相关的史学理论，以1986年张博泉先生发表著名论文《中华一体论》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5期，同年被 《新华文摘》第11期转载）为标志，张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寻求这一理论的主体思想阶段，50年代末60年代初张先生涉足辽金史研究时就开始关注辽金史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和地位，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他在从事东北疆域史研究的过程中开始思考 “一体”疆域问题。张先生在金代文人中最推崇元好问 （遗山），元好问 “中州一体”思想是张先生提出“中华一体”思想的直接动因。后期张先生以中华一体理论为指导，在辽金史和其他史学的具体问题研究中进一步阐释、发展中华一体理论。

张博泉先生在《“中华一体”论》一文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 “天下一体”与 “中华一体”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 “前天下一体”指秦以前； “天下一体”指秦、汉到隋、唐； “前中华一体”指辽、宋、金；“中华一体”指元、明、清。辽金时期属于张博泉先生划分的 “前中华一体”时期，早在张博泉先生撰写 《金代经济史略》期间就已将金与宋南北对峙和隋以前南北朝相类比。张博泉先生指出辽宋夏金时期是以辽金与两宋南北对峙为主的多王朝、列国和列部并存的新时代，它不是前南北朝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认为辽金时期由过去以汉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史，转变为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史，辽金与两宋是以辽金两朝为盟主，南北对峙，同属一家。在不同王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又同为一家，但不等于说再无民族的划分。这一时期传统的 “正闰观”受到批评，辽金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统治者已自视与中华无异。汉是中华，契丹、女真也自认为中华，有相同文化的均是中华。辽金与宋相互承认是一家两国，为元朝形成统一的中国，各民族向统一的中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从80年代后期到2000年张博泉先生临终前，张先生从政治、民族、疆域、社会、经济、文化、观念、心态诸方面，系统地论证了 “中华一体”理论，辽金时期是其论证的重点时段之一。1991年张博泉先生在山西大同辽金契丹女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 “中华一体”理论是张博泉先生几十年史学研究的最重要成就，它不仅对新世纪辽金史研究具有指导作用，而且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作者系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