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大半生的问学求知和志业求是，经历了一个个务实求真的转变过程，这使他成为了中国考古界少见的一位有着跌宕起伏人生故事的人，成为了当代中国学者群体的优秀代表。如果要了解当代中国考古学，可以从读张忠培的论著开始；如果要了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可以从张忠培的做人和做事开始。

——摘自《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张忠培条》

在张先生的晚年，我经常从上海到北京，长居短住，经年往复，协助整理他发表和未发表的考古研究成果，有幸聆听、笔记、录音他口述的80多年人生历程和65年的考古经历。虽然他已经在2017年离开了我们，但不少当时的情形还恍如昨日。

记得那是2013年前后，《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一书计划收录张忠培先生传略，张忠培先生曾任院长并在此退休的故宫博物院科研处联系到我，说张先生建议由我来具体撰写。我接到任务后，前后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集中精力收集各种资料。他对我提出的撰写原则并不多，主要有以下两条：第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不要溢美，不要拔高；第二，你写出来的应该是你高蒙河所认识和理解的张忠培，而不一定是我张忠培认识和理解的张忠培。

我写成的传略，初稿约2万字，后定稿压缩到1万字左右。然而，收集起来的先生的考古成果有约25本著作和近300篇文章，总字数在500万字上下。这让我惊讶不已，连先生自己也说没想到。这么多的成果，不可能都反映在只有万八千字的传略一文中。正在我思忖如何是好之时，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开始组织编写《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于是我又写了《编<张忠培先生六十年学术论著要目>札记》并连同精选出来的近百篇要目，共约2万字，交给了负责论文集编撰的同志，并发表了出来。

如果说上面的第二篇文章是第一篇的副产品，那么这个副产品又延伸出了第三个和第四个副产品。张忠培老师做研究写作的一个特点，是常将写作过程中所完成的初稿、修订、定稿等时间标注在文末篇尾，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他有些选题写作的时间周期很长，他想完整地记录这个专业思考和学术创作的过程；二是他的一些论文或讲话或是与他人联名发表、或是由他人记录整理，他都要一一说清楚。这种看似简单的文责自负的做法，想必是要对学术史有个交代。所以在做《张忠培先生六十年学术论著要目》时，先生也要求我把与他当时写作背景相关的资料和过程做进去，于是资料越积累越多。后来为了查找便利，我索性就按照年代罗列了起来，这样就慢慢地变成了年谱式的资料记录，到先生2017年辞世时，已经积累到了约8万多字。后来在他逝世后编辑出版的《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怀念卷》中以《张忠培先生年谱简编》刊出。

给张忠培老师做年谱和论著目录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先生的很多文章都是就一两个相关问题进行了长期关注和追踪研究。比如早年的《中国北方考古论集》《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等。除此以外，先生以李济、裴文中、梁思永、夏鼐、尹达、苏秉琦、宿白等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代表人物为对象，回顾和反思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学走过历程的文论，约有25篇；给他人考古学成果所做的书序，涉凡考古学发现、研究、保护、利用、传承五大方面，既有不同阶段的热点课题，也有理论方法的长期思考，还有学科建设的理念定位，反映出不同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变化，约有55篇；还有一类则是先生在2008-2013年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期间，推动各类学术活动的讲话和论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考古学会在他的领导下服务、助力、引领当代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主体作用，近80篇。于是，我提议并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开始协助他编撰集他一生研究成果之大成的三卷本著作。

这三卷著作我们最早分别取书名为《人物集：张忠培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人物》《序跋集：东张西望说长道短》《五年集：中国考古学（2008—2013）》。

后来张忠培先生与大家商议，还征求了许伟、赵宾福、朱延平、田建文等人的意见，皆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它们分别名为《中国考古学：走出自己的路》《中国考古学：说出自己的话》和《中国考古学：尽到自己的心》。

其实，这之前他所出版的书中冠以中国考古学为题者也不乏其例，如《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反思》《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等，由此不难看出，求索中国考古学之道的实践和理论是张先生一生所追求的至高境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他的信仰。

确定了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的书名之后，我和朱延平等同志先后参与了这三卷著作的编选工作，后来还得先生信任，嘱我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写推荐说明信，而我的学习体会是这样的：

第一，具有重要的考古学术史意义。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一百周年，但百年考古的中国迄无一部完整的专业史或学术史著作来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回顾过去、面向未来，开启新一百年中国考古之道的再出发，出版这样一套全面、真实反映中国考古学学术史精髓的著作，正逢其时。

第二，可以适时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中国考古学现也已成为了一级学科，考古学史研究作为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二级学科之一，是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需求，出版这套浓缩着精华的中国考古学史著作，恰补阙如。

第三，中国考古学史的至高境界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从考古学史到考古学思想史，是从实践论到认识论的过程。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描述一般考古发现的过程史，也不仅是记叙科技考古作用的发展史，更应该是考古观念变化的思想史。

第四，考古学大家来写考古学思想史。张先生是众所周知的身体力行、引领学术发展的考古学大家，他与他在这套丛书中评述的那些考古学大家一样，都是自觉的考古科学巨人。张先生的另一个卓越之处在于，他超乎常人地对考古、考古史、考古哲学三方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洞察，能以务实求真的精神与能力将这种洞察用于推进中国考古学史特别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并有着鲜明的探寻中国考古学之道的使命和色彩。

这三卷体现中国考古学近百年思想精髓的代表作，是张先生自1952年入北京大学求学考古65年来，砥砺实践、经年思索、融会贯通、集腋成裘的精选论文集。它们全面评析了近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中的典型事件和代表人物及其他们的心路历程，核心解读了“中国考古学要走什么路”的考古大题。这套书是张忠培先生留给世人最后的大作，出版后入选2018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它们的影响力将会得到历史的检验和实证。

张忠培小传

张忠培（1934～2017年），湖南长沙人，考古学家，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1年初赴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从讲师至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于1972年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历任考古专业副主任、主任，历史系副系主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参与创办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984年获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称号，任吉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教师职称评定“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协助校长主持重点学科及其学术梯队建设工作。他创办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践行“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的认识，坚持走苏秉琦、宿白等创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摸索出来的道路，在林沄先生等的协助下，创造性地走考古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新路，从新办的众多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使吉林大学后来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

1987年，张忠培被国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从教育界转入文化界，开始把很多精力投入到文博事业管理工作中。他还曾任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科组成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1991年被评定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先后担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长江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南水北调工程考古专家组组长等，主持和参与了大量国家和地方重大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规划、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案论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论证、考古发掘计划审批咨询和考古工地检查、验收等工作。

2008年，张忠培被推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主张开放办会、主题办会、民主办会，把中国考古学会办成“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历年主持召开的全国性年会所涉课题几乎涵盖了中国核心地区及部分边疆地区，主导了考古学的正确走向，推进了考古学会工作，为考古学发现和研究，以及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等，都作出了新贡献。

张忠培曾长期主持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表论著200多篇（部）。他践行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的理念，参与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几代学者撰修国史的夙愿；他提出的国家论、文化论等学说，阐释与表述了中国演进自在的历史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他指出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演进的规律。他的学术思想承前启后、见微知著、自成体系、汇为主流，基于考古学又超乎考古学，他一生坚持探索中国考古学之道的理论和实践，引领了中国考古学新时代，扩大了考古学在国内外学术界以及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影响力。

（消息来源：吉林大学报 文/高蒙河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1978级本科、1985级硕士，现为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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