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院】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文玉副教授在《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5期发表的论文《明代辽东地区乡贤祠祀考论》，对理解王朝国家在边地推行儒学认同与地域认同的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史料辨正：两版《辽东志》的记载差异与辽东乡贤祠建置考实

关于明代辽东地区的乡贤祠，现存史料存在抵牾。《辽东志》主要有续修四库全书本与辽海丛书本两个版本，前者记载“乡贤祠九”；后者记载“乡贤祠八”，数量差异如何解释？《辽东志》经任洛等重修后成书于嘉靖十六年（1537），续修四库全书本《辽东志》中却出现了“嘉靖辛丑（二十年，1541）”的记载，四年之后的事情如何预载？此外，嘉靖二十年以后，辽东乡贤祠是否又有变化？

综合《辽东志》《全辽志》及多种方志，明代辽东地区共建有12座乡贤祠，分别位于：辽阳城、广宁城、义州城、锦州城、宁远卫城、广宁前屯卫城、沈阳中卫城、海州卫城、盖州卫城、复州卫城、金州卫城和开原城。明代辽东共有15座主要城镇，乡贤祠覆盖率高达80%。表明乡贤祠在辽东已较为普遍。但相较于江南州县体制下深入县级的情况，辽东乡贤祠仅分布于卫城和镇城，与其以卫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相匹配。

二、空间分布与制度运作：建置时间、选址与主导力量

从建置时间看，辽东乡贤祠有记载的最早一座建于正德十四年（1519），位于辽东都司治所辽阳城。设置最晚的是隆庆三年（1569）锦州乡贤祠。洪武初年明太祖令各地建立乡贤祠，弘治年间再度重申，但辽东迟至正德年间才始建，明显晚于江浙等地，体现了国家政策在边地落实的滞后性。

从空间选址看，12座乡贤祠中有9座位于文庙建筑群内。洪武初年规定乡贤祠应建于学校，但内地落实情况不一，多至嘉靖九年更定孔庙祀典后才转移至文庙。辽东大部分乡贤祠因设置较晚，建立之初便直接取址文庙，其与儒学教化的内在关联从形式上得以强化。

从主导力量看，辽东乡贤祠的修建者主要为巡抚和巡按御史。明代内地多设提学官管理文教，而辽东始终未设，提督学政之责由巡按御史兼任。修葺学宫在内地多由知府与提学官共同主持，在辽东则为巡抚、巡按份内之职。

三、入祀人物：文臣为主、本朝为重及其边地特征

明代辽东地区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入祀乡贤共32人。与内地乡贤祠显著不同之处有二：其一，前代人物极少；其二，身份构成以文臣为主，但保留军事色彩。

四、广宁乡贤祠的特殊性与“冒滥”的深层意涵

以辽东乡贤祠祀为切入点，可以提炼出明代在辽东地区治理的三条深层逻辑：第一，从武将到文臣，标志着边地统治层的权力转移；第二，从名宦祠到乡贤祠，体现了由强调治理过程到突出文治成效；第三，从“辽郡”到“吾乡”，显示了对地域认同的深化与细化。辽东乡贤祠祀的推进，为我们理解明代边疆治理与文化整合，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微观样本。

作者简介：

李文玉，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学术论文曾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