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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存成教授:我的学术经历

发布日期:2020-05-19     作者:魏存成      编辑:饶明月     点击:

魏存成,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曾任吉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吉林大学“东北历史与疆域研究中心—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主任和荣誉主任。先后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吉林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及“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馆长、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等。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师等。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吉林大学工作,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的重点是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先后被评为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和匡亚明特聘教授。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平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现仅凭记忆,对已往的学术经历作以简单回顾,并谈两点体会。

我的大学也是在吉林大学念的,学的是历史,1964年入学,属于“老五届”大学生,本应1969年毕业,但因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教育秩序被打乱,全国本届大学生都延期到1970年与65级一起毕业。毕业后留历史系任教。1970年下半年学校抽调中文系、历史系、经济系、法律系和哲学系的部分教师到伊通县办大文科短训班,我作为青年教师之一参加了此项工作。该班招收的学员是县属各单位和各公社的基层干部,主要学习内容是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哲学著作和马列的几部著作。我在大学虽然上过哲学课,但这些原著读得很少。这次在教学过程中,跟随老教师一边学一边教,先后经历两个班的完整教学过程,学了不少知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矛盾论》中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所作的深入浅出的分析,而这些分析在我以后解决教学和研究中的各种问题时则时时提醒我、启发我,使我感到那一段时间过得别有生趣,而且终生受益。

1972年,我回到学校,当时历史系正在筹建考古专业,专业教师短缺,系里将我安排到考古教研室,并决定派我和另一名教师同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进修。我所进修的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指导教师是宿白先生。我得知此消息后很高兴,因为大学六年仅读了两年书,现在又开始新的学习,而且是名校名师,机会难得。1973年初开学不久,我到了北京大学,同宿白先生见面后,他给我订了进修计划,一是跟随北大72级考古专业学生听课和参加田野发掘实习,二是按宿先生的安排读书和整理专题材料。从此开始,一直到1975年暑假,我在北京大学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课和专业技术课,参加了一次完整的田野考古实习。那次实习是发掘湖北盘龙城商代遗址,指导教师是俞伟超先生和湖北省考古队王劲队长。我是随测绘老师率先进驻工地的,如何使用小平板仪,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和学到。布方过程中,俞先生又给我讲有几种方法,如何编号。我所负责的探方在城墙位置上,但遗迹现象不清楚,而在发掘区旁边有一条水沟正好穿过城墙,一次雨后我无意中发现水沟壁上的城墙夯层痕迹,用手铲一刮,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后来出版发掘报告,城墙剖面图用的就是这个水沟壁上的城墙夯层图。商代遗址发掘结束后,其他师生都撤点了,我留下继续发掘了一座小型六朝砖墓。我一边发掘,一边对照相关考古简报,当绘制墓室底部铺砖图时,本想全部绘,王劲队长告诉我,要是墓内不出遗物就不用全绘,绘一部分,线不封口即可。所有这些都像发生在昨天,至今仍历历在目。

1973年,魏存成考察郑韩故城

第一学期,宿先生安排我对照其他中国史教材,重新阅读学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分不同问题作读书笔记。至今,先生检查过的那本读书笔记,我还不时拿出来翻看。第二学期,宿先生安排我读《资治通鉴》,并介绍了一些唐人笔记小说。所以当时我随考古学生到郑州等地参观考察和去湖北参加实习,是背着《资治通鉴》的两大合订本去的。实习时白天发掘,晚上整理完发掘记录就是读书。因为《资治通鉴》是编年体,读的过程中觉得比较零碎,读后回头看,就像重走一遍历史,印象深刻。之后几十年,我一直把该书放在书架的好取处,时时翻阅,就是看历史剧时也经常拿来对照。读完《资治通鉴》后,宿先生又给我讲了《隋书》《唐书》,但是当时没有时间多读,只是按不同内容翻看了一些。

关于专题整理,宿先生首先安排我整理的是隋唐两京长安城、洛阳城的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在北大考古资料室大都可以借到,文献材料是宿先生借给我的一本由日本学者编辑在一起的综合材料,其中将《两京新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两京文献都收录在内,而且还有一本地图。与此同时,宿先生还指导我把每座城址的文献复原图和现今实测图合为一张图,以便学习对照和考察使用。记得当时用的现今实测图还保密,便通过北大一个理科系和城内有关部门联系,每天开车早晨借来,晚上送回去,第二天用再去借。因为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只得用硫酸纸透过原图手描,一连好几天,非常费事费时,有时宿先生还和我一起描。

第二批整理的材料是渤海的考古材料。宿先生对我说,全国各大区都有大学设考古专业,也都教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但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吉林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的侧重点是高句丽渤海考古,高句丽渤海考古搞不好,是吉林大学的责任。当时有一批1963—1964年中朝联合发掘队发掘的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和宁安渤海上京的考古材料,在国内还没有发表,而朝鲜出版的《渤海文化》著作中收录了,该书已翻译成日文。宿先生安排我去查,我到了王府井中国进出口图书总公司一查,全国共进口三本,其中两本被北海舰队买去了,另一本在北京图书馆。于是我连续几天从北大跑到市内,在北京图书馆看完了(当时北京图书馆在市内)。之后宿先生又亲自联系,安排我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当年参加发掘的孙秉根先生那里查阅中方的发掘文稿,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些材料,《渤海文化》没有收进去。之后几十年,我一直把高句丽、渤海考古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从查阅这批材料开始的(该批材料后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成《六顶山与渤海镇》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出版)。

当时研究生制度取消,宿先生指导的只有本校的一位青年教师和我两个人,而我是专职进修,在北大没有别的任务,因此宿先生去湖北、四川、西安等地考察、讲学和指导学生参观,都带上我同行。沿途宿先生边看边讲,在西安我们几乎走遍了当年唐代的街道、宫殿、市场和寺院。在唐西市捡到了唐半身女陶俑。考察寺院建筑,我们不仅登上了保存完好的大雁塔,而且还登上了小雁塔之狭小残破的露天塔顶,两腿都不敢直立。为了加深古代建筑课的知识,宿先生还指导我们同去的师生登上西安鼓楼,对照鼓楼画了半天斗栱的正视图、侧视图和仰视图,至今记忆犹新。

我回吉大就要上课,宿先生没有特意安排我备课,而上述所有听课、实习、专题材料整理和参观考察,实际上就是最好的备课。带北大学生考察时,宿先生也曾有意安排我试讲过部分课题,并告诉我写文章可以先分析材料,后得出结论,讲课一般是先告诉学生结论,然后再论证。宿先生还对我说,上课不能没有讲稿,但不能念稿,备课要把材料看够,事先写好讲稿,课前还要认真看一遍。几十年来我上课一直是这样做的。“老五届”毕业生留校工作的,后来有不少又离开了大学,我之所以能继续留下来,并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有所进步,主要得益于当时的进修和宿先生的指导。

课堂教学

1975年暑假我回到吉大后,马上投入教学和实习。当时我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用的是当时北大为考古训练班编印的教材,内容比较简单,所以前三次讲课我有计划地将以前发表的重要的考古报告和论文查阅了一遍,逐步充实到讲稿中去。1977年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编写《工农考古基础知识》,我执笔“魏晋南北朝考古”和“隋唐考古”两章,是在我的讲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实习方面,1976年我带领部分73级学生参加集安高句丽墓葬的调查和发掘,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高句丽墓葬。1977年又协助其他老师指导75、76级学生发掘黑龙江省东宁团结遗址。该遗址下层是汉代沃沮遗存,上层是渤海平民居住址,都属于该类遗存的国内首次发现。发掘后期,我又带领几名学生发掘了东宁大城子渤海墓葬,这也是我对渤海墓葬的第一次实际接触。1980年,我又带领77级部分学生参加了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上京及其周围古代遗迹的考古调查,之后发掘了渤海砖厂遗址。

魏存成教授在实习工地

在上述工作中,有一件事我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有点冒失。1977年参加东宁实习,我是背着金毓黻先生的一部线装的《渤海国志长编》去的。话从头说起,我从北大回来之前,宿白先生对我说,你回去进行高句丽渤海考古及东北考古工作,应对高句丽渤海和东北的历史有了解。我请教宿先生先读什么书好,宿先生说那还是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和《渤海国志长编》看起吧。回到吉大,我到学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没有借到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后来在罗继祖老师那儿借到了该书,是1944年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铅印再版本。由于借阅时间不能过长,同样是因为没有复印机,只好将有关部分一字一字地手抄下来。在此前后,我从匡俞老师那里还借到《三国史记》,同样是抄了一大本。而《渤海国志长编》,我倒是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了,线装的,计十多本,厚厚的一大摞,外包蓝布函套。此属善本书,现在只能在馆内阅读,根本借不出。当时图书馆是照顾我们实习,但若是往返路上和在工地丢失或损坏了可是无法补救的。至于《渤海国志长编》对于研究渤海历史与考古的重要作用,凡是读过的都十分清楚,就不多说了。

野外考察

经过几年的积累,进入1980年代,我开始撰写报告和论文。其中《东宁大城子渤海墓葬发掘简报》在《考古》1982年第3期发表,简报中介绍的第一号墓,结构、葬俗复杂,发现人骨多达16具,一直到今天仍被学术界作为一种典型的渤海墓葬来引用,现在看简报中的文字和插图还有再加工之处。1981年中国考古学会召开第三次年会,我提交了一篇《渤海王室贵族墓葬》论文,会后被收入年会论文集(1984年出版),记得当时刚刚分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吉大77级学生王巍同志(现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还特意提前写信告诉我。因为当时国内学术刊物恢复不久,数量也很少,我还是一位考古新兵,全国学会论文集上收入年轻人的文章是很少的。1985年我在《文物》第5期发表《高句丽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及有关的几个问题》论文,四耳展沿壶是高句丽的典型陶器,文章发表之后,该器物又不断发现,其具体研究也在不断细化,但是当时的型式分析至今仍是重要的参照。1987年我在《考古学报》第3期发表《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与演变》。积石墓是高句丽墓葬的两大类型之一,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本文提出划分积石墓的具体类型要从墓葬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方面去考虑,特别是提出内部结构从石圹到石室的转变,所表示的是时间的早晚,此观点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和采用。

1981年,历史系主任参加国家教委会议,为我领回拍摄《高句丽遗迹》和《渤海遗迹》两部电视专题片的任务,前者我编稿并参加导演,完成后于1985年由中央音像出版社向国内外发行。记得当时为了到外地遗迹现场拍摄,校领导将学校仅有的一辆野外吉普车批给我们用。拍摄任务完成返回途中因下雨路滑而翻车,现在想来都后怕。

1984年魏存成在拍摄“高句丽遗迹”电视专题片外景

1980年代后期,我开始正式申请研究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国家教委“七五”青年基金项目“高句丽考古”。申报之前,国家教委社科司领导曾来吉林大学考察指导,我当面汇报了个人的研究内容,但是可能由于名额的原因,我的项目没有报上去。论证会前,我突然收到国家教委电话,让我马上去北京参加项目论证。校社科处为我准备路费,并告诉我论证中应注意事项。到京后我才知道是社科司领导指示给我打的电话。这是国家教委第一次评审青年基金项目,全国高校一共评出十几项,东北高校三项,吉林大学两项,东北师大一项。项目经费分三千元、五千元、八千元三个等级,就我的项目因为是考古项目,特例一万元。我去向宿先生汇报,宿先生说领个项目,那就栓个绳儿,多干活吧。该项目成果,就是1994年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句丽考古》,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本关于高句丽考古的专门著作。该书出版后不久,即被韩国的一个学术部门翻译过去。

从此以后,我连续申请承担了教育部重大委托、博士点基金和吉林省社科规划等几个项目,大都与高句丽、渤海考古有关,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参加了数次国际学术会议,并开始《渤海考古》的编写准备。2000年,我突然接到文物出版社朱启新先生来信,说文物局正在筹备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希望我承担《高句丽遗迹》的编写任务,并说这是宿白先生的推荐意见。我于是把《渤海考古》的编写准备暂时放下,又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高句丽。之前我编写《高句丽考古》时,由于当时材料发表少,再加上个人整理不够,所以关于高句丽山城的内容只写了一节。这一次我集中了大段时间将山城的材料详细地整理了一遍,专门写了一章。《高句丽遗迹》于2002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因销路很好,2005年又再版。遗憾的是该丛书的制版有统一规定,所以原准备的插图被删去了很多,文字也缩减了一些。本世纪初,为准备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吉林、辽宁两省对集安、桓仁的高句丽城址和墓葬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出版了几本大型报告。前几年我又把这几本大型报告的材料和其他新发表的材料进行了详细整理,已充实到原书稿中,准备再补充一部分插图,争取出版《高句丽考古》增订本。文物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编辑《高句丽遗迹》的过程中,知道我在准备编写《渤海考古》,就主动约我还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经几年编写,2007年上半年交稿。2008年《渤海考古》出版,我从出版社领到8本样书。该书是我国渤海考古方向的第一部综合著作,也是我30年来从事渤海考古教学和研究的总结,全书分绪论、都城、交通和墓葬几章,将2005年以前国内发表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整理,国外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也尽可能地作了收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观点和看法。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和好评。为此,我又先后买了100多本赠送国内外同行。至今,这几本书一直被作为高句丽渤海考古方向的教科书在使用。

之后,结合上述项目,我运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发表了几篇关于高句丽、渤海与周邻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相互关系的文章,还发表了一篇关于高句丽历史定位的文章(《如何处理和确定高句丽的历史定位》,《吉林大学社科学报》2011年第4期)。众所周知,关于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有不少论著称为“归属”。文章发表后,我在有关学术会议和文章中,又几次阐述和充实了原有的看法。总的原则是以现今国界为基本框架,尊重历史,实事求是。遵循此原则,通过对高句丽及其始祖族源、高句丽政权统治地区、高句丽遗民流向、高句丽政权与中原政权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得出高句丽的历史定位:高句丽族是起源于我国东北、并在此地长期生活的一个古老民族,即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同时又是朝鲜半岛民族的重要来源和组成之一;高句丽政权是我国古代的边疆政权和(民族)地方政权,高句丽政权后期同时又是朝鲜半岛北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政权。由此出发,则可比较方便地处理与“定位”有关的各项工作和问题。比如编写国别史,在中国历史和朝鲜半岛国家历史中都要写入高句丽史,但所写地区,各有侧重,时间长短,也有区别;而且都要把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管辖册封中所表现出来的在政治上之主次区分和心理上之相互认同的藩属关系,如实地写进去。

只要忙起来,时间就过得快,不知不觉要到退休年龄。欠账要还,我抓紧把手中的项目结项完备,硕士生也都如期毕业,博士生留下的只有几名,肩上、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谁知此时突然又来了新任务,2000年下半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课题公布,其中有一项“高句丽、渤海文化发展及其关系研究”,正是我多年研究的课题,1989年我在《吉林大学社科学报》上就发表过与此名称几乎一样的文章。学校指示我申报,于是按项目要求,我联合了校内外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约20名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进行申报、论证,2011年年初项目被批准,这是吉林大学考古学科承担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其实,在该批项目公布之前,国家社科办主任曾来吉林省调研,省社科办安排我作了重点汇报。第二天,国家社科办主任来校在学校文科中层会议讲话中,特别提到吉大高句丽渤海研究,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我们能拿到此项目,也是学校多年的指导和支持的结果。我是“超期服役”,只得再做下去,同时有一门别人接不过去的本科生课,学生一再要求上,我也在继续讲。此后不久,我又陪同学校社科处同事先后到国家社科办和教育部汇报研究情况,并为学校争取新的项目。其中,现在考古、历史和东北亚研究院正在进行的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项目中,有三项是我们从教育部回来后落实的。

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讨论会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一个国家具有世界遗产项目的多少,对于提升国家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作用。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的第17届会议上,通过了“保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5年11月,我国加入该公约,成为缔约国之一。截至2019年,我国共有世界遗产55项,其中自然遗产14项,文化遗产37项,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4项,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在我国东北地区,完备的遗产项目仅有一项,即“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世界文化遗产。

2003年在参加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

魏存成与吴健民大使照于巴黎中国驻法使馆

该项目是2004年在我国苏州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的,同时朝鲜申报的“高句丽壁画古坟”项目也获得通过。其实朝鲜的此项目在2003年巴黎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已申报过一次,大会讨论未通过,被推迟到这届大会。我国申报该项目的准备工作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了,共包括 43个子项目,其中高句丽初期王城五女山城在辽宁省桓仁,其余皆在吉林省集安。为此,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统一指导、支持下,辽、吉两省的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政府部门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展了空前规模的调查发掘、遗产保护和环境整治等工作。在此过程中,我应邀参加了遗产申报、检查、验收和培训等多项工作,并受国务院有关部委指派和学校领导派遣,参加国家代表团,先后出席了2003年、2004年在巴黎和苏州召开的第27、28两届世界遗产大会,还全程陪同世界遗产专家日本九州大学西谷正教授顺利完成了对桓仁、集安高句丽遗产的考察。

2004年,魏存成参加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

参加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时,我是头天晚上接到学校领导电话,指示我乘坐第二天早班飞机去北京到教育部报道。放下电话我赶到售票处,还好,有余票。第二天上午如期到达教育部,下午收到学校派专人送来的护照(当日是我的几名研究生答辩,未能参加上)。第三天办完签证。第四天则飞到巴黎,开始了紧张的会议工作。西谷正教授是第27届遗产大会之后来我国考察的。据说国际遗产专家的考察报告,是其所考察项目能否入选的主要依据。辽、吉两省领导和业务人员各负责本省接待与陪同,我和国家文物局领导是两省全程陪同。西谷正教授之前来吉林大学访问过,互相已有认识。在考察过程中,我同其他陪同人员向他详细介绍调查发掘和遗产保护等情况。他表示很满意,说过去来过,这次看了很震惊。第二年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项目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通过得非常顺利。通过的具体时间是2004年7月1日中午,通过的锤声落下,会场上一片欢呼,当即我向学校打电话作了汇报。该遗产项目的重要意义和影响非其他遗产项目可比,国内各方面的努力和投入,也是超常的。在申报前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全委会和国家文物局先后三次致信给吉林大学表示感谢,并对我的工作予以表彰。在此期间我还应邀为吉林省省委理论中心组及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等部门作了几场专题报告,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撰写了十余篇咨询报告。多年来,我从事高句丽渤海考古工作,属于正常的教学和科研,而现在能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作些工作,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魏存成和国际遗产专家西谷正教授照于桓仁五女山城

简单回顾完以上历程,下面谈两点体会。因为我不是专职研究人员,而是学校院系的一名教师,研究的重点是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那就从这两点谈起。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教书育人,教学与科研是学校和教师的两项主要工作。这些年来我招收了多名硕士生、博士生(含两名韩国留学生),同时还指导过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校的数名博士进修生,但是本科生的课程我始终没停。长期以来,很多高校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这是不正常的。追其原因,主要的不在教师本人,有时也不在学校。这种情况已引起各级部门关注,正在发生转变。说实话,教学和科研对于教师而言,有时在时间上会发生冲突,但是处理好,从长远考虑,二者是相辅相成不矛盾的。我多年的体会是,上好一门课,尤其是本科基础课,备课、讲课,不只是为学生打基础,同时也是为教师本人打基础。不要以为基础课好讲,基础课比专题课的要求要高得多。举一个例子,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曾经将中国考古学基础课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旧石器考古由吕遵諤先生讲,第二段先秦考古由严文明先生讲,第三段汉唐宋元考古由宿白先生讲,都是当代名师。记得1980年代去北京参加项目论证时,作为评委的高清海先生为我们作报告时讲,搞研究写文章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用别人的语言说别人的话,第二个层次是用自己的语言说别人的话,第三个层次是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话。此话代表了老一辈学者对年轻一代的寄托和期望。我的体会是,写文章是这样,上课同样是这样。我给本科生主要讲过三门课,第一门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第二门是“高句丽渤海考古”,第三门是“中国古代建筑”,第一门可算第二个层次,第二门够得上第三层次,第三门只能是第一层次。因为吉林大学地处东北,学生也是东北、北方的多,所以我的教学和研究,是以中原为基础,以东北为重点。我讲“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中原地区重要的发现和研究要跟得上,首先自己要明白、理解,讲解时能用自己语言的尽量用自己的语言,如果再有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就更好。我讲“高句丽渤海考古”,也是在逐步充实提高,所用材料都是经自己亲自收集和整理过的,所以后来达到讲解时不仅语言是自己的,而且认识和观点基本上也是自己的。至于建筑,我没有学过,只是听过宿白先生、杨鸿勋先生、曹讯先生讲的古代建筑课,再看几本书,结合考古发现给学生作一些介绍,画画斗栱图,没想到的是,学生对此课印象深刻,反映很好,我想这主要是因为该门课对考古博物馆学生是很必要的,当然我也尽心了。为了提高教学实感效果,当时我找到学校总务长,申请到两分红松木材,和精通木工技艺、当时还是78级学生的丛文俊同学(现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一起费时近一个月,做成了仿山西五台山唐佛光寺东大殿柱头斗栱模型。该斗栱模型一直用到我退休,可以作为考古学院的“文物”来保存了。教师在备课、讲课的过程中,会发现本研究方向发展到什么地步,有哪些问题解决了,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而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为个人研究、写文章出了题目。反过来,当你把某个问题研究明白了,又写成文章,再把你的研究成果充实到课程中去,课程质量肯定会提高一步,而且你讲起来也会胸有成竹、游刃有余。

前边已经谈及,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研究在我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考古与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何开展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研究,不同单位、不同学者都有自己合适的做法和途径。吉林大学此项研究,经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已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吉林大学高句丽渤海考古研究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重要支撑方向之一,在国内学术界占有领先地位,对国外学术界也有重要影响。现在,国内文物考古部门和高校从事高句丽渤海考古研究的专业人员,绝大部分是吉林大学毕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和在吉林大学学习过的学员。就我个人而言,先是结合教学,后又承担项目和相关任务,从事此项工作至今已近五十年,先后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了《高句丽考古》《高句丽遗迹》《渤海考古》《高句丽渤海考古论集》等著作。研究的进程,和很多人一样也是从单个问题研究开始,逐步过度到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即由点到线、由点到面的深化拓展过程。之所以这样,原因之一则是研究的课题本身就存在着点、线、面的内在联系。先从小处说起,比如高句丽的都城,经学术界多年研究得知,先后位于三个地区并分为三个时期,那么探讨分析某一时期都城的规划布局及其特点,就得兼顾另外两个时期的都城情况,这是点和线的关系;有时还要与同时期周邻地区相关的都城相联系,这是点和面的关系。放大一些,就拿高句丽和渤海来说,两政权前后相隔仅30年,民族交叉,部分地区重叠,如果说研究高句丽不研究渤海还可以过得去的话,那么研究渤海不研究高句丽恐怕就困难了,至少有些问题的研究是过不去的,尤其是要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热点问题时,必须对高句丽和渤海都有了解。再放大一些,高句丽渤海连在一起,时间跨汉唐近千年,地区从我国东北延伸到朝鲜半岛北半部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所以研究高句丽渤海如果脱离了汉唐考古与历史、脱离了该时期东北亚地区的考古与历史,同样是有些问题说不清楚。以上所谈,研究课题逐步放大的点、线、面,并不等同于研究过程中的点、线、面,但是有的是可以相互对应的。在研究过程中,点是线和面的切入点、突破口,线和面是点的深化和拓展,同时又是点的基础和视野。所以研究开始,先要对整体研究的基础和背景进行必要的了解和考察,然后确定方向、选择大小课题,做好远近规划,长期坚持下去,就会由浅入深,由此及彼,不断得到提升。这些说道是我过后断断续续想到的,之前也不是都照此去做,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合理与否请多指正。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2期,现稍加修改。当年该文发表后不久我则退休。2019年,“根据中央批准的组建方案,中国历史研究院从全国史学界遴选41位专家学者,成立学术咨询委员会”,我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的身份被选入,感到欣慰,祝愿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继往开来,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取得更加辉煌的发展和成绩。——2020年5月17日

(消息来源 /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fMiIrrjwQlfZixxz0yX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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