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杂志社】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广阔的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农业社会之间大规模的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始于青铜时代，伴随着牧业与冶金技术的兴起。然而，近日吉林大学崔银秋教授团队联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及韩国首尔大学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利用古DNA技术，将这一互动历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

该团队在Science Bulletin上发表研究论文，通过对42例古代人类基因组的系统分析，研究揭示：早在77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与中国北方燕山地区之间，就已存在一条跨越千里的“南北互动廊道”（图1）。

图1. 燕山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史前基因流动与文化互动。燕山地区是连接华北农业中部平原（绿色阴影）与蒙古高原（黄色阴影）的重要通道。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存在连接贝加尔湖和燕山地区的遗传通道（蓝-红渐变线），远早于游牧/畜牧业广泛发展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燕山地区成为农业与牧业基因流汇聚的重要枢纽，燕山地区与黄河地区、西辽河地区之间复杂的基因互动通过虚线箭头表示。插图中特别展示了贝加尔湖地区与燕山地区（STM_EN遗址）共有的独特埋葬方式，从考古学角度证明了两个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

发现一：四台蒙古营遗址的遗传印记

研究的关键突破口，来自对河北张家口地区四台蒙古营（Sitaimengguying，STM_EN）遗址（距今7700-7400年）的古人类基因组分析。结果显示，这群早期居民的遗传成分中，不仅保留中国北方本地人群的古老基因，还携带着与“古西伯利亚人群”（Ancient Paleo-Siberian, APS）后裔相关的独特遗传印记。这一遗传印记的源头可追溯至贝加尔湖地区，为贝加尔湖与中国北方地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确凿的遗传学证据。

发现二：遗传与考古的双重互证

这一遗传学发现与考古学证据相符。STM_EN遗址出土的圜底筒形罐，是中国北方新石器考古中一种全新的文化元素，而其风格恰恰与贝加尔湖地区常见的陶器高度相似。同时，遗址中男性独特的侧身屈肢、四肢交叠的埋葬姿势，也与贝加尔湖地区盛行的葬俗一致，进一步证实了两地间存在密切的史前文化联系。

此外，考古学家在四台蒙古营遗址发现了居室葬的现象，通过古DNA亲缘关系鉴定，研究团队重建了埋藏在同一房址中的个体之间的家庭关系网络：其中包括一位父亲与他的三个亲生儿子、一对母女以及一对亲姐妹（图2）。这一发现为理解该遗址的社会结构提供了直接的生物学证据。

图 2. STM_EN 的亲缘关系。(a) STM_EN 房址的布局示意图。个体的考古编号标注于头骨的上方或下方。所有获取了古DNA 数据的个体，其头骨均以虚线框标出。其中，男性个体以方形表示，女性个体以圆形表示。布局右上角的虚线表示房屋入口。(b) STM_EN 内部家系关系的重建。基于PMR 和 KIN 的分析结果推断个体间的亲缘关系，相关结果见在线补充材料表 S3 和 S4。绿色方形表示男性，粉色圆形表示女性，虚线表示未取样的个体。每个个体的线粒体（Mt）和 Y 染色体单倍群信息标注于相应图形内。

发现三：燕山地带——动态的人群融合枢纽

该研究还揭示了燕山地带——这一农牧交错带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动态人群历史。属于小河沿文化的姜家梁（Jiangjialiang，JJL_LN）遗址人群（距今4800-4300年）显示出高度的遗传异质性。他们是北方本地的STM_EN相关人群与南方黄河流域农业人群持续基因交流、不断融合的后代。

有趣的是，姜家梁人群中还出现了遗传上的“局外人”：一些个体与本地更早的STM_EN人群几乎没有差异，而另一些个体则与黄河中游的农业人群高度一致。这表明当时的姜家梁人群正在经历一个进行中的动态人群混合过程，同时也暗示了与STM_EN遗传结构类似的古老人群可能在该地区长期存在。

科学启示

这项研究利用APS人群独特的遗传标记作为“示踪器”，不仅证实了早在新石器时代，一条连接高纬度贝加尔湖与低纬度中国北方的远距离互动廊道就已存在，也揭示了燕山农牧交错带在史前人群的形成与互动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四台蒙古营古人群的发现，是理解这段史前联系的关键，为我们理解早期东亚的复杂人群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原文信息：Neolithic genomes reveal long distance interactions in agropastoral border zone of Yan Mountain Region. Science Bulletin, 2026, 71(1): 148–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