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贸新闻：名士者，风骨奇崛傲岸，人生丰富多彩，名声世代流芳之谓也。而任何一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必定滋养着丰厚的文人名士，长春亦是如此。让我们带着窄而碎的目光，走进长春名士们的生活，了解他们光环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心境历程，探究他们的身体里存储的智识才赋，洞悉他们生活中的闲适情致和人生感悟。

简介：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现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吉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省管优秀专家、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

提到“考古专家”这四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古板？严肃？学究？难以接近？

登门造访是在去年年末的一天，当门铃响过一声，朱泓老师带着温和的笑出现在视线里，之前的种种想象一瞬间颠覆。60岁的他，声音清润磁性，一米八几的身材，白衬衫、毛背心、金属框眼镜的搭配，儒雅、沉稳、内敛，浓厚的书卷气呼之欲出。

换上早已备在门口的拖鞋，朱泓老师引我穿过客厅，在一张白色餐桌前落座，说这里方便我书写记录，随即从厨房端出刚刚沏好的香茶。对一位陌生的来访者如此细致周到，不由让人心生几分温暖。

朱泓老师气质温和，思路清晰，话语流畅又富含人生智慧。谈话中他时而点燃一支烟，时而用一些手势，眼神柔和而又深邃，让人不知不觉放松下来，跟随他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插队回城做起装卸工

朱泓生于天津，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的医生，母亲是一名护士。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下，他从小就学习成绩优异，爱读书、爱思考，而且颇具音乐天赋，更有着超乎年龄的沉稳。

上世纪50年代初，朱泓的父母因工作调动搬到了长春，考虑到当时东北的生活条件，便将朱泓留在了天津，与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

1966年，“文革”开始，各学校陆续停课，读初二的朱泓无学可上，便回到了长春父母身边，几经辗转后将学籍落在了长春市第五十中学。两年后，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朱泓被分配到了农安县。

朱泓当时虽然只有17岁，但骨子里却有股不服输的劲，不但拿的工分一点不比其他壮劳力少，就连知青比赛吃饺子也一定要取胜，他现在的学生爆料说，当年为了取胜，他曾一连吃下一百多个饺子。

后来，由于当地缺少一个代课老师，文化功底扎实的朱泓便被派去教英语，这让一向喜欢英语的他如鱼得水。1971年，朱泓等到了一个回城的机会到长春市运输公司当装卸工。然而这个机会对于朱泓来说，吸引力并不大，因为在他内心里，更向往搞文字工作，而且当时不少人也劝他留下来，因为在农村教书，也许用不上几年就能转正，而做装卸工则可能意味着一辈子都要靠出苦力过日子。

几番权衡，朱泓还是决定回城，于是长春市运输公司装卸队从此便多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

卫校毕业后留校当起老师

其实，朱泓真正做装卸工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由于自小的音乐天赋，他很快被抽调到运输公司宣传队，成为一名大提琴手。尽管此后的生活有音乐为伴，但他还是更为向往文职工作，这显然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

转眼到了1972年，又一个机会摆在朱泓面前，当时吉林省卫生厅办了一所中专学校吉林省医院卫生学校，朱泓所在的装卸队有四个推荐名额。那时候回城的知识青年都不愿意上学，尤其是学医，因为那时候正好提倡医生护士下乡送医送药，学了医就意味着可能将来还要回到农村，所以装卸队里100多名知青没人报名。

然而对于朱泓来说，这是一个切实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且受父母的影响，他从小就觉得医生是个神圣的职业。于是，朱泓带头报了名，之后很顺利地进入了吉林省医院卫生学校口腔专业学习。

卫校的学制是两年，这两年里朱泓凭借聪明的头脑和刻苦钻研的劲头，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尤其精于解剖学和生理学。1974年毕业的时候，因为学校刚好缺少能够教授解剖和生理学的年轻老师，朱泓便幸运地留校任教。

大二时给大四学长上课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当机会再一次摆在面前时，已经27周岁的朱泓再次向人生发起了挑战，决定报考，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选择一所医科大学，而是选择了吉林大学，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当时选择考一所医科大学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毕竟只接受了初中二年级的教育，对于数理化非常陌生，所以，只能考文科，加上我一心想留在长春，不想去外地，所以吉林大学就成了我的首选。”朱泓说。

确定了学校，紧接着就面临专业选择，当时吉大物理系的高锦岳老师结合实际情况给了朱泓两个报考方向，一是法学，一是考古。

一听说考古，朱泓顿时来了精神，因为在上小学时，他从书中读到过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过程，觉得十分神秘，对裴文中和贾兰坡更是十分敬佩，甚至还读过裴文中在这方面的专著，如果能研究北京猿人头盖骨，之前在卫校所学也会有用武之地。就这样，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了朱泓的第一志愿，他的人生也从此跟考古结缘，尽管后来上了大学他才知道，研究头盖骨不过是考古领域小之又小的一部分。

在吉林大学1978届的考古系学生中，朱泓无疑是最努力的一个，27周岁才上大学的他，比班里的一些同学甚至要年长十多岁。他深知，考古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活儿，即便是名家，也不能百分百地确认，要想从一扌不黄土、一段断壁残垣中还原曾经辉煌的文明，只有不断学习再学习。

朱泓的努力加上与生俱来的坚韧特质，使他很快在同届学生中脱颖而出，大学二年级时，时任吉大考古系主任的张忠培了解到朱泓曾经在中专当过解剖和生理学老师，于是找到他，问他能不能给即将发掘古墓的大四师哥师姐，讲解一下如何根据人骨鉴别性别、年龄。朱泓兴然应允，对他来说，讲课不过是老本行，可谓轻车熟路。

第一堂课，朱泓讲得惟妙惟肖，板书写得规范工整，得到了师哥师姐们的一致好评，课后，时任吉大考古系副主任的林氵云给出了评语：“你是一个真正的老师。”

就这样，此后朱泓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每星期还要给大三大四的师哥师姐们上两节体质人类学的课程。1982年，朱泓大学毕业后顺利留校任教，但此时的他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这个新教师甚至比许多任教多年的教师年龄还要大。从那时起，他放弃了所有的兴趣爱好，不但再没碰过大提琴，连喜爱的排球也很少打了，只是一门心思扑在考古研究上，争分夺秒地学、钻，每天只睡5个小时，这个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我国首个考古DNA实验室

上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把自然科学中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中，用DNA检测技术来研究古代人的遗传学结构，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考古DNA的实验室。

朱泓虽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学科前沿的发展方向，但也只有干着急的份儿在当时要组建起一个考古DNA实验室几乎不可能，因为分子考古学的研究需要非常大的经费投入，用以引进世界上最尖端的分子生物学仪器，此外还得有这方面的相关专家，而这些条件当时的吉林大学都不具备。

但朱泓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一边潜心研究考古DNA的资料，一边着手建立古人骨标本库，带领学生一次次远赴边疆进行古人骨搜集。经过十年的努力，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古人骨标本库的样本已从最初的一二百例发展到一千多例。

1997年，期待已久的机遇终于出现了，国家为了支持基础科学的研究，建立专项资金启动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特殊学科点项目， “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这一课题顺利通过。

有了资金，接下来便是寻找一个分子生物学专家一起来做考古方面的研究，有人向朱泓推荐了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周慧。

“其实能否请得动周慧出山，我当时并没有把握，但我了解到周慧平常是个特别爱玩的人，做事认真，性子很急，在实验室做实验，走路都嫌慢，要穿上旱冰鞋，而且特别喜欢旅游，了解到这些，我心里隐隐有了些把握。”朱泓说。

为了争取周慧，朱泓决定投其所好，他并没急于跟周慧说建立考古DNA实验室的事，而是每次见面都给周慧讲一些考古故事，这些故事惊险有趣，又引发人无限的憧憬，周慧不知不觉就被感染了，再加上她对考古很好奇，于是答应加入这项工作。

就这样，在朱泓的倡导下，我国考古学界第一个从事古DNA研究的专业实验室吉大考古DNA实验室于1998年成立，而正是在这个实验室里，朱泓破解了一个关于千年古墓的学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