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关于哲学，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更是强调，哲学的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尊敬他自己，并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如何进行哲学教育，成为每一位哲学工作者不得不深思的问题。近日，记者就哲学与人生、哲学与思想、哲学与教育等话题采访了吉林大学资深教授孙正聿。

哲学应为对思想的前提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报》：孙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今年是您从教三十周年，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孙正聿：我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1977年恢复高考进入大学，1982年才开始任教，从“年龄”与“教龄”的比例上看，我从教的时间并不算长。自己的感觉是从“青年教师”一下子就变成了“老教授”。我在2007年出版的《文集》后记中写下了这样几句话：“逝去了的是无法重复的生活，存留下来的是仍然使自己激动的思想。如果这些让我激动起来的思想，也能够真实地激动读者，那当然就是我最大的欣慰，最大的幸福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两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还在2010年获得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至今仍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课程，能回忆一下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情形吗？

孙正聿：1982年留校任教时，我已经36岁，第一次上讲台的心情不是紧张，而是兴奋，渴望把自以为想明白的道理讲给学生。我那时先后给法律系、经济系、物理系的学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如何勾勒宏观线索，怎样进行细节分析，如何提示疑难问题，怎样激发学生兴趣，甚至讲到什么地方有恰到好处的板书，讲到什么地方恰如其分地引经据典，都是精心准备的。任何事情的开端都是重要的。讲好第一堂课，就会充满自信地讲好每一堂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自己的“不惑之年”曾写下“年过不惑亦有惑，爱智求真敢问真；是是非非雕虫技，堂堂正正方为人”。听说您六十岁时又写了“咏叹哲学”，表达您对哲学的理解。能让我们分享您对哲学的“咏叹”吗？

孙正聿：我不会写诗，但还想简洁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慨，对哲学的感悟，所以在“不惑之年”写下了那样几句话。“有惑”和“问真”，表达了我对“爱智”的哲学的理解。

按我的理解，哲学就是“对自明性的分析”，也就是把人们习以为常、毋庸置疑的观念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揭示人们构成思想的诸种前提，从而变革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激发人们对真理、正义、自由和更美好的事物的追求。用我在《哲学通论》里的概括，哲学就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哲学的前提批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前提批判；二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外延逻辑和内涵逻辑的前提批判；三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存在、规律、真理、价值、正义、自由等观念的前提批判；四是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前提批判。追究生活信念的前提，探索经验常识的根据，反思历史进步的尺度，询问评价真善美的标准，这就是哲学的前提批判。

刚才我说了，我不会写诗，可是随着年龄增长，还想从宏观上表达我对“哲学”的感受和体悟，所以六十岁时又写了名曰“咏叹哲学”的几段文字。我把其中的一段念给你听。

“我常常在房间里踱步——被思想激动得不能安坐；

我常常在窗台前眺望——用思想窥见澄澈的天光；

我常常在书桌前疾书——让思想在笔端自由流淌。”

当代中国哲学需展现历史感、现实感与逻辑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哲学的感悟，一定会激发读者对哲学的兴趣。接着想请您谈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理解。

孙正聿：在哲学研究中，我喜欢从总体上把握哲学的历史与逻辑。近年来，我写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等文章，分别阐述了我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状况与走向的理解以及我对哲学与哲学史、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与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的关系的理解。

从总体上说，我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概括为“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也就是在推进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过程实现哲学本身的思想解放，又在实现哲学本身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推进当代中国的解放思想。具体地说，我在《三组基本范畴和三种研究范式》这篇文章中提出，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应当从基本范畴转换视角透视其研究范式变革。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从总体上划分为三大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哲学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这三个基本阶段，分别是以物质、实践、哲学为核心范畴，以物质—规律、实践—选择、哲学—对话为实质内容构成的三种研究范式。这三种研究范式既具有依次转换的关系，又具有向上兼容的关系，而在这种向上兼容的依次转换的过程中所达成的根本性的理论自觉，则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1998年，您的《哲学通论》出版后，好评如潮，多次再版，迅速成为许多高校哲学专业的基础参考书。这本书不仅影响了我国高校的哲学教育，也影响了哲学基本教育模式的变革。请您谈谈该书写作的成因，并自我评价一下该书在学界所产生的效应。

孙正聿：《哲学通论》的主题很单纯，就是对“哲学”的追问。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对哲学的追问有两个大的背景，一是时代背景，二是哲学背景。从时代背景说，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基于思想解放的哲学以推进社会的思想解放；从哲学背景说，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以自己的哲学理念回应当代的哲学思潮。因此，我用“应运而生”这四个字解释《哲学通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1994年，教育部确立了一批“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学科被确认为“基地”之一。我在课程改革方案中新设了一门作为基础课的“哲学通论”，并从1995年开始为哲学专业本科生讲授此门课程，此后又作为通识课程为非哲学专业学生讲授了“哲学修养十五讲”。开设这门课程的出发点很明确，就是改革我国的哲学教育，不是把哲学当做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展现哲学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巨大的逻辑感。我特别欣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期待以“通论”哲学的方式，在回应当代哲学思潮的过程中讲述当代中国的哲学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学术研究的主要心得是什么？您认为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最需要关切的是什么？

孙正聿：学问是“做”出来的。我的一次学术讲座的题目就是“做学问”。在那个讲座中，我谈了五个问题：一是名称与概念，二是观察与理论，三是苦读与笨想，四是有理与讲理，五是学问与境界。在我看来，专业性的研究，就是把熟知的名称升华为真知的概念。理论就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概念系统。把“名称”变为“概念”，需要“苦读”和“笨想”。“苦读”就是“寻找理论资源”，通过文献积累而达成“得道于心”；“笨想”就是“发现理论困难”，通过思想积累而达成“发明于心”。“苦读”和“笨想”的目的就是“有理”，也就是不仅想清楚别人所讲的道理，而且想清楚别人没讲的道理。把想明白的道理“说”出来和“写”出来，这就是“讲理”。能否“有理”和“讲理”，取决于为人为学的境界，具体体现为“大气”、“正气”和“勇气”。“大气”就是有高尚的品格和品位，有高远的志向和追求，有高明的思想和见地；“正气”，就是有真诚的求索，有抑制不住的渴望，有直面事情本身的态度；“勇气”，就是有“平常心而异常思”，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信念，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所以，我很喜欢学术研究中的三个“跟自己过不去”：一是“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二是“在论证上跟自己过不去”，三是在“叙述上跟自己过不去”，从而形成有创见的思想，使人受到启发和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