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院】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俊达撰写的论文《从“正统”到“中华一统”：元修三史正统观新解》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发表。文章对中国史学史和民族史研究具有推进作用，对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增强中华文明认同等方面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诞生《辽史》《金史》《宋史》三部正史，三史议修贯穿整个元朝，争论的核心是“正统”归属问题。文章认为，元修三史所涉“正统”之争，不是简单的辽、金两朝是否为正统，其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正统观在元代由正闰之争向“中华一统”正统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元朝承认辽、宋、金三朝同为正统，皆为中华王朝。“中华一统”观念历经明、清两朝发展，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自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文章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首次提出元修三史所涉“正统”之争的三种理论依据。华夷之辩正统观以族属划界，将边疆民族政权排除在正统谱系之外，然辽、金两朝契丹人与女真人已致力于论证自身亦为“中华”。金人赵秉文提出“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杨奂提出“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金朝德运讨论中田庭芳提出“不必以五行相生为序”，应秉持“以德之衰旺见其运之隆替”的有德者为正统思想。大一统正统观以功业立论，看似突破族属限制，实则欧阳修、朱熹所论仍以“华夏”为范围，解观、杨维桢所争仍以承续唯一性为归旨。复线正统观承认南北各承其统，然一旦追问元朝正统来源，便立即陷入南统北统之争，且分作《南史》《宋史》《南宋史》的安排，暗含尊华夏抑北族之意。

二是系统论证传统正统观在元代面临的理论困境，以及“中华一统”正统观如何应运而生。十至十三世纪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使强调正统承续源头唯一性的种种论说失去现实基础。元朝实现的“中华一统”不仅是“华夏”一统，而是包含辽、金、宋等朝统辖区在内的“中华”一统。元世祖、成宗、英宗、文宗等屡诏史馆纂修三史，正是对三朝遗产的全方位继承。最终，元朝确立三史分修各自成书的方案，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历史地位，突破单线正统观的桎梏，突破复线正统观强调南北各承统续的不足，也突破了大一统正统观仅关注“华夏”一统的片面。在论证中文章始终紧扣元朝超越传统正统观的缘由，对理解多民族国家正统观的历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首次从三史命名与体系角度阐释了元朝正统观的深层变革。自《汉书》以降，至元修三史之前，断代体王朝史多命名为“某书”，如《宋书》《隋书》；数朝纪传体史书才称作“某史”，如《南史》《五代史》。元修辽、宋、金三史皆命名为“史”，从断代体角度看似违反正史命名惯例，实则另有深意。三史在时间、空间上彼此交叉，各自独立却又相互关联，合而观之方构成十至十三世纪“中华”的完整图景。西夏、大理等政权未被单独修史，元人认为其政权历史已包含在辽、宋、金三通史之内。命名之变，折射出正统观的深层变革，对正史体系与边疆叙事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四是梳理“中华一统”观念对明清正统观与正史体系的影响。土木之变后，明代士人重提宋辽金三史正统问题，出现王惟俭《宋史记》、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等“以正统归宋”的作品，但明廷始终未予准允，反而于嘉靖七年下令校刊“二十一史”，正式将《辽史》《宋史》《金史》纳入正史序列。清朝建立后，“各与正统”态度成为有清一代的主旋律。顺治、康熙、乾隆等朝增祀辽、金帝王于历代帝王庙，乾隆又钦定包括《辽史》《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文章进一步辨析乾隆皇帝“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之语，指出清人语境下区分辽宋金“正统”地位时多以文化立论，清朝作为“中华一统”王朝，在政治上已无意也无需将其正统性接续中国历史上的某一王朝。将正统观演变置于明清政治与文化的实际进程中考察，彰显了“中华一统”观念的长时段历史效力。

文章揭示“中华一统”思想中统一、传承、包容等观念成为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有力武器，也成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观念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作者简介：

陈俊达1991年生，江苏徐州人，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北亚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先后在《中国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史学集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辽朝节镇体制研究》《从“交邻”到“封贡”：高丽与辽朝交聘研究》等7部专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其他各级项目1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