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稿：社会科学研究院】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万志副教授撰写的论文《从利益依附到政治忠诚：金代渤海人政治认同的建构》在《史学集刊》2025年第6期“北方边疆与民族研究”栏目发表，此文是金代边疆族群政治与民族认同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

（文章发表于《史学集刊》2025年第6期）

渤海人是中古时期东北边疆重要的族群共同体。唐圣历元年（698）大祚荣建立渤海国，历经二百余年发展，粟末靺鞨与高句丽遗民、汉人等融合形成稳定的渤海族群。天显元年（926）渤海国为契丹所灭，渤海人成为辽金王朝治下的主要民族之一，直至元代逐渐消融于史籍之中。历辽金两朝，渤海人的政治态度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反差：辽代渤海人复国运动此起彼伏、叛乱不绝；而入金之后，除辽末金初高永昌短暂的复国活动外，终金一世渤海人从未发生大规模反叛。这一现象长期引发学界讨论，主流观点多将其归因于 “女直、渤海本同一家” 的族属同源纽带，认为共同族源记忆促成了渤海人对女真统治的天然认同。本文则跳出族属决定论的单一视角，重新辨析 “一家说” 的政治属性，以长时段视野梳理渤海人对金朝政治认同从无到有、从被动依附到主动忠诚的建构轨迹，揭示古代多民族王朝中政治认同塑造的深层逻辑。

“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政治动员口号的再辨析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之初，便在招谕渤海人时提出“女直、渤海本同一家” 的著名口号，以往学界多将其视作两族族群认同的天然基础。文章指出，这一表述本质上是服务于军事政治目标的动员策略，而非对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在塑造渤海人真实心理认同中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女真与渤海虽同出勿吉——靺鞨系统，但二者社会文化路径早已分道扬镳。渤海国全面宪象唐朝，仿行三省六部与府州县制度，以儒学为核心意识形态，社会经济以农耕为主，至辽代已成为东北边疆文化水平最高、风俗习惯与汉人最相近的族群；而作为女真先世的黑水靺鞨长期处于羁縻状态，保留原始部落习俗与渔猎生业，社会发展程度与渤海形成巨大鸿沟。至辽金易代之际，二者虽有族源上的远亲关系，在制度、文化与生活方式层面实则已是泾渭分明的“两家”。

从现实政治语境看，阿骨打提出“一家说”具有明确的功利性目标。辽朝在东北边境驻有大量渤海军兵，且渤海人熟悉辽朝国情典制与汉地事务。以族属同源为号召，意在瓦解辽军中的渤海势力，吸纳渤海文武人才为灭辽战争服务。这与辽太祖以“世仇说”为东征渤海制造舆论如出一辙，都是政治人物为实现战略目标提出的宣传口号，不能等同于真实的族群心理认同。

金初的双重面向：降附与抗拒并存，认同尚未形成

金太祖时期，渤海人群体对新生女真政权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远未形成普遍的政治认同，这在高永昌复国事件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辽天庆六年（1116），东京裨将高永昌趁渤海人反辽浪潮自立，建号大渤海国，旬月间占据辽东五十余城，得到各地渤海人广泛响应。面对金朝的招抚，高永昌最初拒不归顺，只求联金灭辽、保留复国政权，直至兵败才被迫求降，足见多数渤海人对女真统治持抗拒态度。高永昌政权覆灭后，渤海军兵并未顺势归金，反而“众散为盗”，辽朝也利用渤海人的仇怨心理招募“怨军”抗金，都说明金初渤海人对金朝并无归属感。

与此同时，确有部分渤海人选择降金仕金，但这一选择多基于现实利益的权衡，而非政治认同。一部分人出于保全自身与家族的被动降附，如高桢因母亲陷于沈州而降金，高彪于战场被俘后随父归降；另一部分人则是审时度势、谋求个人前程，如杨朴、高庆裔、王政等辽朝下层官吏，借王朝鼎革之际寻求政治上升空间。而金太祖对渤海人的任用也完全出于务实需求：或以渤海首领维持地方军政秩序，或以渤海军将补充灭辽军力，或以渤海文士执掌文书译事，并未因“同族” 身份给予特殊优待。此时的渤海人与金朝之间，只是基于现实需求的临时结合，尚未建立稳定的认同纽带。

从利益依附到政治忠诚：政治认同的三重建构路径

渤海人对金朝的政治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金朝国家制度转型与统治策略调整逐步建构起来的，其核心动力来自制度同构、文化共鸣与利益绑定三重维度的共同作用。

其一，政治制度的中原化转型，是认同建构的制度基础。金太宗朝起，为治理中原汉地与多族群社会，金朝开启系统性汉制改革：天会年间始定官制、设立尚书省，熙宗废除女真勃极烈旧制、全面推行三省六部制，海陵王确立一省制与全国统一的兵马都总管府路制。至金朝中期，主体政治制度已完成中原化转型，对渤海人以州县制度统辖，“比同汉人”，这与渤海人长期适应的中原行政体系高度契合，为其接纳金朝统治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合法性。

其二，儒学文化的共同底色，是认同建构的文化纽带。渤海人自唐代便深受儒学浸润，设立国子学培育子弟，入辽后仍保持较高的儒学素养，儒家文化早已内化为其族群文化的核心。金熙宗确立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后，历朝君主尊孔崇儒、兴办文教、开科取士，女真统治阶层的儒学修养持续提升。金代渤海文士群体也迎来发展高峰，涌现出王遵古、王庭筠、高衎等名家，形成以“辽东夫子”王遵古为代表的学术世家。女真与渤海在儒学文化上的同频进步，消解了二者的文化隔阂，极大增强了渤海人对金政权的文化归属感。

其三，联姻与重用的民族政策，是认同建构的利益纽带。金朝初年便推行与渤海大族的政治联姻，遴选东京渤海士族女子嫁与女真宗室，辽阳大氏、李氏、张氏等望族与完颜氏累世通婚，海陵王、金世宗等帝王均有渤海血统。同时，金朝积极吸纳渤海人进入统治体系，形成“先用女真，次渤海”的任用排序。自太宗朝起，渤海官员地位持续上升，至熙宗、海陵、世宗朝，大㚖、张浩、李石、张汝霖等渤海士人官至宰执，跻身权力中枢。渤海世家大族的利益与王朝兴衰深度绑定，形成命运与共的政治联结。

在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渤海人逐步超越族群本位意识，建立起对金朝的政治忠诚。从太宗朝王政“苟利国家，虽死何避”的担当，到海陵、世宗朝张浩五朝辅政、尽心匡弼，再到蒙金战争中李英督粮殉国、高宪城破死难，渤海精英已将自身身份从“渤海遗民”转化为“金朝臣民”。终金一代，渤海人成为被统治民族中唯一未发生反叛的族群，正是政治认同建构完成的有力证明。

金代渤海人政治认同的建构过程，清晰展现了古代多民族王朝中族群认同的运行逻辑：族源血缘的纽带作用是表层且有限的，制度层面的整合、文化层面的共鸣、利益层面的深度联结，才是塑造稳定政治认同的根本支撑。渤海人从“利益依附”到“政治忠诚”的转变，不仅是辽金时期东北边疆族群交融的微观缩影，也为理解中华民族“自然凝聚”的历史进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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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志 吉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辽金史、东北地方史。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金代儒学与地方社会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金代区域文化变迁与文化认同研究”等多项科研项目，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史学集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金代学术文化区域性研究》等著作，在辽金政治制度、金代儒学、金代区域文化等领域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