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文武 研究生记者 刘其开】

孟孜谦，男，2025年8月至今在吉林大学法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合作导师刘晓林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2025年吉林大学“鼎新学者”支持计划入选者。

长期致力于中国法制史和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研究，重点关注明清时期的司法制度与实践。近年来，在《南大法学》《法史学刊》《法律史译评》等刊物发表论文、译文多篇，其中一篇获《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并参与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

主要代表工作是研究传统中国的《洗冤录》类文献与司法实践中的命案检验环节，尝试重新认识这类知识的生成、发展与作用机理。以此为主题撰写的博士论文《“洗冤”还是“沉冤”：<洗冤录>、命案检验与清代司法》被评为北京大学2025年优秀博士论文。

记者走进吉林大学法学楼A509室，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包罗万象的书架与堆满古籍、文献的书桌，更被有着良好学术背景、身高一米八十多的青年才俊孟孜谦所吸引。

从武汉大学法学本科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再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最终来到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拥有国内顶尖法学教育背景的他没有追逐法学学科体系中的热门领域，反而一头扎进了法律史这一相对冷僻的学科，甚至是其中更鲜有人问津的角落—— 传统司法检验研究。

看似枯燥的故纸堆，他却能从中触碰到古人的智慧和正义的温度。历时两个小时的访问交流，记者看到孟孜谦眼镜后的目光清澈而坚定，“做学术不一定要求新求奇，能把一个冷门方向做深做透，同样有价值。”

择冷门：于喧嚣中守本心

孟孜谦与传统司法检验的结缘，始于在北京大学读博期间对清代雍、乾之际“麻城冤案”的关注。“当时老师提示我留意这起案件，翻阅史料发现，此案不但情节骇人听闻，而且从官员到升斗小民牵连甚众，其中的关键竟是如何判断和解释一具尸骸的身份与死因。问题便由此产生：当时的知识与技术能否支撑人们作准确判断？又是否可能带来其他弊病？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也正是这一机缘促使他一头扎进了对《洗冤录》的研究。

孟孜谦在中国法律史学会2025年年会上作分会场汇报

“古代就有这么系统的司法检验技术，从尸体检验到物证分析，甚至还涉及检验人员的职责规范，里面藏着太多值得挖掘的东西。”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这个领域在法律史研究中格外“小众”且艰涩，若不耗费时间、精力大量爬梳史料，恐怕难有所得；而且虽然‘小众’，但还是有前辈学者曾作过颇有深度的探讨，如何在其基础上出新，同样是挑战。尽管如此，他却越钻越有兴趣，“古代的司法检验不只是技术问题，还和当时的法律制度、社会环境、文化观念乃至人性善恶等紧密相关。每一个检验案例都是一段鲜活的历史，能让我们看到古人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对司法正义的追求。”于是，他正式将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定为以《洗冤录》为代表的传统检验知识及其在清代司法中的应用，立志从中实现学术掘新。

2024年底，即将完成博士学业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吉林大学在北大举办的人才招聘宣讲会，了解到吉林大学的“鼎新学者”相关政策，更被其深厚的法学学科声誉和人文社科学术实力所吸引。“吉大法学的学术氛围有目共睹，先后涌现出许多我景仰的前辈学人，近些年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也都非常有价值”。

合作导师刘晓林教授的学术影响力和团队支持同样为他所关注。“博士后工作办公室的老师迅速支持我和刘老师建立了联系。”入站前，孟孜谦曾蒙刘晓林教授提供机会到吉大作学术汇报，第一次置身吉大校园，面对面接触到了刘老师及其学术团队。“刘老师鼓励我在坚持当前思路的基础上继续对问题意识作理论提升，年轻活跃、氛围团结的团队也令我印象深刻，使我相信吉大是能沉下心做研究的地方。”最终他做出了选择。

探真章：故纸堆中寻温度

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对孟孜谦而言，只能一头扎进史料中，靠“坐冷板凳”的耐心和求真求实的态度，逐字逐句考证，一点一滴积累。

“《洗冤录》虽被当时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但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差异，后世的注解也相当庞杂，细致梳理、比较方能发现问题。”他打开电脑，为记者逐一讲解从南宋到清代不同版本的《洗冤录》及相关史料，其中差异之处如数家珍，例如对不同版本文字的比较，对各种检验方法的分析，对历史背景的补充，等等。“宋慈称命案检验为‘死生出入之权舆’，‘验尸图格’中每一项记录都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判断，因此必须精确。我们今人的研究又何尝不应秉持这种标准。”

宋慈《宋提刑洗冤集录》，清嘉庆十二年（1807）孙星衍《岱南阁丛书》本

为了弄清楚清代命案检验的实际运行及其与帝制法制的嵌合关系，在传世文献之外，孟孜谦还查阅了大量清代中央和地方档案中的司法文书。“光看法条和《洗冤录》本身还不够，得通过具体个案来分析，才能知道制度和知识在现实中是如何被落实的，中间有没有‘变通’甚至是被人‘动手脚’，背后又有哪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在研究中，他格外注重挖掘制度背后的人文维度。孟孜谦始终记得业师北京大学李启成教授的谆谆教诲：研究法律史，贵在于制度背后见着活生生的人，读出法条纸背的斑斑血泪。“今人能对麻城案有相对细致的认知，反而有赖于案中受到牵连、险被下狱论死的麻城知县汤应求，是他事后将相关档案汇辑、刊刻，使其流传至今”。孟孜谦生动地讲述案中所谓的“凶犯““证人“如何屈打成招；他们的母亲、妻子又如何被迫剪下自己的头发，甚至掘出已故亲人的尸骸来作伪证；重如山的命案，又如何被帝国高层轻率地当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让我很受触动，更坚定了要在故纸堆之中寻找真相的想法。”孟孜谦说，他的研究不仅要还原传统司法检验的本来面貌，更要通过这些案例，展现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性温度。

如今，他尝试将研究视角延伸到思想史，着手探析《洗冤录》背后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追求。“今人习惯将宋慈的形象塑造成司法检验专家，但他更是一时大儒、理学名臣，他的学术思想很可能在著述中有所体现。”为了探求其中关联，他努力使自己浸淫于宋儒对经典的诠释，了解当时学风世运的转变，进而与《洗冤录》可能蕴含的价值取向进行比对分析。“对经典的体认是长期涵泳的结果，难以一蹴而就，但每当有一点新发现，都觉得特别有意义。”

抗风浪：于坚守中见担当

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年轻学人往往面临更多压力和挑战。孟孜谦坦言，自己也面临着学术环境压力与职业发展不确定性的双重考验。但他从未想过放弃：“读博期间跟随业师研读经典的经历，使我懂得为人、为学重在‘致良知’。无论结果如何，但要‘求其放心’即足矣。”而如今在团队里，年轻学者们互相鼓励，分享研究心得，让他感受到了温暖和支持。入站前，在团队参与承办的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上，师友为他的汇报出谋划策；日常研究中，大家遇到问题一起讨论，互相启发。“大家都在为了各自的研究方向默默努力，先于我入站的前辈们取得的卓著成果也激励、鞭策着我，这种氛围给了我许多力量。”

不仅如此，刚入站时学校、学院也为他提供了有力的工作、生活保障和人文关怀。蔡立东老师曾于百忙之中关怀、指导他的成长规划和研究方向，对他寄予了殷切期望；学院提供的办公环境安静舒适，适合潜心研究；“鼎新学者”政策让他不用为许多琐事分心，能全身心投入学术……“吉大给了我一个适宜的环境，让我能静下心来尝试‘十年磨一剑’。”

孟孜谦（右）向记者展示自己的研究进展

谈起博后期间下一步的研究规划，他说：“现阶段我想继续关注这一领域中未尽的问题，保持学术求真的态度，在把传统司法检验相关研究做深做透的同时寻求进一步的拓展。”立志在故纸堆中探寻正义的踪迹，书写属于自己的学术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