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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继祖:盛开在“现代”的“旧式”教育之花|长篇历史随笔《先生向北》之六

发布日期:2018-02-04     作者:光明思想吉林      点击:

光明思想吉林】文/鲍盛华

“我写笔记导源于张丛碧先生(伯驹)的《春游琐谈》。”罗继祖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

罗继祖是于省吾介绍给张伯驹的好朋友之一,也是“春游中人”里很特殊的一个。他从1961年与张伯驹结识,并在后来加入“春游”,仅两年左右时间,就在1963年被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校点《宋史》去了,然而,他给《春游琐谈》写的文章却并不少,共有文史札记数十则。

说罗继祖特殊,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一天也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接受的完全是传统的家庭式教育,但后来却成为吉林大学的教授;也因为他是罗振玉的长孙,罗振玉对古文字学的研究贡献巨大,后世常将他与王国维相提并论,称为“罗王”;还因为罗振玉虽然在我国学术文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位置,却在伪满时期失足,身上有着一定的悲剧性。然而,罗继祖却能正确看待这些,不但从祖父手中接过了学术研究的接力棒,还客观公正地对其祖父的行为进行评价。正是深厚的历史学养、端正的做人风格以及一笔好字、画艺亦丰,让罗继祖和张伯驹等人心意相通。

1913年,因躲避辛亥革命而到日本专心著书立说的罗振玉已经年近五十。恰是这一年,罗振玉的眉头舒展开来,伴随着一个男婴的大声啼哭,罗家的长孙出生了。想着自己16岁考中秀才后再去应试却连考不中的过往以及不甘为人下的夙愿,兴奋的罗振玉期望孩子能继承上一辈人的志向与追求,遂给他起名“继祖”。从此,陪伴小小婴孩儿的不但有这块岛屿上的片片樱花,更有祖父关切的目光和无微不至的疼爱。

作为前清旧臣,罗振玉对新政权有抵触,一生追随大清的价值观让他做出了不许子弟上学校的决定。除父亲罗福成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外,罗家再无一人上过学校。

在日本期间,罗振玉集中精力辨释甲骨文字,颇有心得。在罗继祖5岁时,罗振玉即亲自给自己的长孙开蒙,立下每天学会八个字的规矩。大概四五个月的时间后,幼小的罗继祖已经掌握了1000多个汉字。此时,罗振玉又把这些已经被罗继祖熟知的汉字写成甲骨文进行教授,让自己甲骨文研究工作后继有人的目的不言而喻。

罗振玉视古代书籍、字画及器物如同自己的生命,不管什么样的“老古董”统统被他看作珍宝,时时刻刻把自己“埋”在其间。小小年纪的罗继祖耳闻目染,也几乎天天与古旧的气息打交道,从而塑造了他未来的生命偏好。

1919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风云激荡、孕育着无限历史可能的年代,“五四”运动把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播种在这片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土地上。就是在这一年,罗继祖跟随祖父举家从日本回国,暂住天津。后在1928年,全家又迁移到旅顺。正处在上学念书黄金期的孩童,仍然按罗家的规矩不进学校。本来想继续亲自教孙子学习的罗振玉因为各种事情异常忙碌,只好外请私塾先生来家里教罗继祖读书。但罗振玉放心不下,只要有一点空闲,便会来查问罗继祖的功课,亲自教授古文和诗词。

让罗振玉高兴的是,罗继祖小小年纪,却在大事大非面前有自己的见地。比如,罗继祖把《三国志演义》的人物一一列表,为了让汉献帝的臣属不与曹魏的人混在一处,他把汉献帝的臣属单独拉出来。这让罗振玉兴奋得不得了,见到人就要表扬孙子一番,说这么小的孩子就知道“汉贼不两立”,让人欣慰。后来,罗继祖还写过一篇《曹操论》,对曹操始终保全汉献帝表示了肯定,认为曹操心里还是有一点君臣之义的。

像几千年来中国的小孩子一样,罗继祖在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读完了四书五经。对《左传》,罗继祖似乎情有独钟,格外喜欢,奠定了后来治史的基础。此外,《古文观止》《古文雅正》《古文关键》《韩文笔法百篇》等,是罗继祖深入学习古文的书目,这些著作中的每一文几乎都读通百遍以上,良好的古文功底慢慢养成。罗继祖19岁时,罗振玉又给他请了当时吉林的著名国学先生宣铎教读,宣铎欣赏庄子,便把《庄子》全篇一句一句给罗继祖讲解,但只教了一年。

在读古书的间隙,看到祖父书法方面甲骨篆隶楷行无一不工,罗继祖也常常拿起毛笔描红影摹,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功底。后又学绘画山水,下笔颇有古意。

看着长孙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忙碌的罗振玉感到安慰。经过他的悉心培养,罗继祖也熟悉了治学的方式方法。此时的罗继祖开始“胡思乱想”,他还不知道,这“胡思乱想”其实是自己“疑古”的开始。在反复读《左传》的过程中,他觉得有三件事越琢磨越不可思议:“一是史官何以有那样宛转动人的文笔,如身临其境;二是有些私房活也明白写出来,到底根据什么:三是古人的乱七八糟,偷男盗女的丑事很多,为什么说后世‘人心不古’呢?”(罗继祖:《自传》)正是这些怀疑和追问让罗继祖兴奋起来,开始刨根问底地查找起来。

从青年时代开始,罗继祖帮助祖父罗振玉做誉写文稿、检查材料的工作,正式成为了罗振玉学术方面的助手。他也有心继承家学,认真阅读家藏的大量图书,并对考证颇有心得。后来随着阅读的持续深入,罗继祖确定了自己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史学。一个令人吃惊的著述目录在罗继祖三十岁之前便已经完成:《春秋异地同名考》《朱笥河年谱》《程易畴年谱》《李蜃园年谱》《段懋堂年谱》《明宰相世臣传》《毛文龙传》《老莲遗事》《辽汉臣世系表》,等等。而这些研究成果,基本都是他继承和运用罗振玉的一套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完成的。

让罗继祖一举成名的,是有关《辽史》的《校勘记》八卷。这其实是罗振玉交给罗继祖的“作业”。在做辽代两墓志研究的过程中,罗振玉发现,由元代脱脱等人所撰写的二十四史中的《辽史》,写作的依据是辽代耶律严的《实录》、金代陈大任的《辽史》,没有广泛采用汉人的著述,不仅写作简陋,错误也多。恰好当时随着近代东北考古的不断发现,辽代人的墓志不断出土,可以此作为校正史料的重要参考。

于是,罗振玉就让罗继祖利用已经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对脱脱等人的《辽史》从头到尾重新校对,订误正谬,最后写成《校勘记》。罗继祖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在认真阅读《辽史》两遍之后,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写成《辽史校勘记》8卷。因此时罗继祖的四叔罗福葆经营一家叫做“博爱”的印刷厂”,罗继祖的这部著作即在罗振玉的认可后,由家里石印了300部。此书一出,立即引起反响,罗继祖也奠定了在辽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此时的罗继祖刚刚27岁,而文史专著已达10部,其学术成就令人侧目。成功让这个年轻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正因为《辽史校勘记》的影响,罗继祖走上了讲台,被伪满时期位沈阳的一所医科学校相中,作国文教师。一年后,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作讲师的机会降临到罗继祖的头上。但家里所有人都以孤身一人出远门可虑、政局恶化不稳为由,反对他出国。可罗继祖却有自己的主张:东北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里讨生活就是汉奸,既然不想做伪满的事情,又要过现实的生活,只有教书这一职业可供选择,不如远赴日本。于是,在家人的反对声中,罗继祖决计成行。

来到日本的罗继祖开始教授中文的《四书》以及明代李攀龙的《唐诗选》。日本是罗继祖出生之地,又有一些罗振玉的旧日相识,所以在樱花树下的生活也算优雅。两年间,罗继祖利用在日本京都查到的汉籍资料,增补了他所辑录的《辽史拾遗续补》,又写了《涧上师友记》等文。

身处战乱年代,又是国家羸弱之时,却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且没有对政治的半分兴趣,作为一介书生,究竟要怎样活着,才算是活着?才算是对得起给予自己生命的父母,对得起陪伴自己成长的家人?罗继祖选择的,其实是大多数平民老百姓选择的道路,找一个僻静处,安安稳稳地生活。只是,因为他的家学,让他把自己的精神安放在一撂撂古书里面,一段段历史之中。

然而,在1943年的日本京都,夏季温暖的海风并没有吹来惬意,却吹来了美国战机在头顶的轰鸣,虽还没有投弹,但也惊出了人们一身身冷汗。太平洋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日本的军事疲态显露无遗,失败已经成为迟早的事情。详详细细判断了战争的形势之后,罗继祖决定借暑假辞职回国。

此时的中国东北也处在人心慌慌之中。好在,凭借着自己祖父的影响和自己学术方面的功底,罗继祖在长春一家叫作“康德印书馆”的出版机构找到了谋生的岗位,还做了当地“王道书院”的讲师。然而,还没等干出什么事情来,日本就投降了,伪满洲国也随着溥仪的出逃,瞬间崩塌。沦为日本人殖民地的广大东北土地终于又回了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敏感的罗祖继认为长春也呆不下去了,因为听说国民党要来接收,老百姓很难过上好日子。他惦记着家人,也惦记着祖父1940年去世后留下的大批古旧书籍,于是他迅速赶回旅顺。可到家一看,其流离失所之状况与在长春街头的情景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家里人劝他,既然国民党要来,还是赶早与他们取得联系,免得将来没有生计。亲戚朋友中有认识姓张的一个国民党军官,要介绍给罗继祖认识。但罗继祖却素来对国民党的印象不好,而且觉得他与国民党从来没有什么瓜葛,不愿与其结交。于是,他就只能在家里干熬着。

可是混乱之中,一个弱书生根本保护不了自己的家庭。一些人早就知道罗家有价值连城的藏书,便趁火打劫,或偷或抢,有时甚至一麻袋一麻袋地被拿走。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意兴阑珊之时,中国共产党接收了旅顺,并且成立了地方政府,在家中彷徨无措的罗继祖见到了对他此生以及他家藏古书都异常重要的一个人,那个人叫廖华。

廖华可非同等闲。他1898年8月出生于福建莆田,曾用名王晓林、陈继周、陈国柱。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参加了护法斗争和五四运动。1925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经过多年革命斗争的历练,1931年7月至9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员会书记,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兼北方互济会书记。1937年到新四军工作,1939年5月起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秘书。1945年4月至6月间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著名的中共七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廖华被党中央调东北工作,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1946年任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党团成员,后又任旅大行政公署民政委员会主任,关东行政公署委员兼文管会主任。1948年10月任大连地委文物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副厅长。1951年调任中央文史馆办公室主任兼参事,1954年起任国务院参事。

就是在任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党团成员期间,廖华从位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听到了一件事:原罗振玉家的大量藏书遭劫,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来说,已经形成重大损失,如不将剩余的藏书保护并整理出来,有数可考,有序可查,可能损失更大。

当时,大连的满铁图书馆已经被苏联军队接管,廖华专门到馆里调查了一番,看到了罗继祖的那部《辽史校勘记》。他眼睛一亮,认为罗家有人能够胜任这一整理的工作。他很快把此事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最后,上级党组织责成廖华前往罗家调查,如果有抢救整理的必要,征求罗家意见,即安排办理。

廖华告诉尚感茫然的罗继祖,罗家藏书已经损失了一部分,剩下的如不及时整理,很有可能会被偷或因为藏书条件有限而发生霉烂,罗家只有罗继祖有能力把书籍整理出来,不知道他是否能够担此重任,书籍整理后,所有权仍属罗家,政府介入整理只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你愿不愿意参加革命工作?”廖华最后问。

既能让藏书得救,又有了工作,家里十口人的生活也有了着落,而且是革蒋家王朝的命,有什么不愿意参加呢?罗继祖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不久,罗继祖成为了人民政府教育局的一名科员。相关工作人员帮助罗继祖在市里找了一个废弃不用的娘娘庙作为整理藏书之所,从此,罗继祖一头又埋在了古旧的书籍当中。

面对家藏的浩繁图书,罗继祖也是第一次系统地了解全貌。在整理的过程中,他再一次窥见了中华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力量,窥见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奋斗和对家国命运的全身心介入与融合,窥见了像自己祖父罗振玉一样的文人是如何珍惜、珍视、珍爱一本本凝结着智慧和情感的古籍。

一转眼,罗继祖在这所破旧的娘娘庙里已经呆了一年。1947年,随着大连关东公署的成立,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安排下,罗继祖又找了两处废弃的佛寺作为新的图书整理场所,把古书全部运去。不久,廖华也来到大连任文物委员会主任。1948年,罗继祖终于将家藏图书全部整理完成。

这是一个令罗家上下十分高兴的消息。经过与祖母商量,全家一致同意,把整理完成的图书以罗继祖和其弟罗承祖的名义全部捐献给国家。廖华得知罗家的决定后,对这一行为表示赞赏。

按照廖华的安排,在劳动公园设了一个小型的劳动人民文物陈列所,已经转文管会工作的罗继祖就在这个陈列所上班。

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在这一年的冬天,按照罗继祖的申请,他又从大连来到沈阳,被安排到沈阳博物馆工作。没过几年,苏联交还了大连的满铁图书馆,由于馆里大量工作需要启动或接续,罗继祖再一次回到了大连。1955年4月,东北人民大学需要增强教学力量,正在全国范围内网罗人才,罗继祖因在史学方面的独特贡献和影响,被调来长春。

罗家对东北的每一个城市都十分熟悉,大连的环境和气候显然优于长春,多病的老母不宜搬离,罗继祖便把家人都留在了大连,自己孤身前往长春,从此,过上了“独身”然而丰富的教学与科研生活,而且,一过就是24年。

刚到东北人民大学的罗继祖被安排到历史系任教,但只是一名讲师。一些熟悉他的朋友听说了,觉得这对罗继祖不公,他的学问早已经达到了教授的水平。罗继祖却不以为意,他觉得现在自己走上了人民的讲台,对自己的意义非同寻常,计较职位的高低没有一点必要。后来,罗继祖终被聘为教授,被人称为没有念过正规学校,身上也没有过去所谓功名的教授。

罗继祖在历史系中负责讲的课是“中国史学史”,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全靠教师自己的智慧。罗继祖就把金毓黻先生的一本著作当成基本教材,加上自己多年的知识积累,以及中国史学的最新成就,写成了讲稿。为了把课讲好,罗继祖还曾虚心地向顾颉刚先生请教,顾先生对此表示了肯定,并表示,这门课确实不好讲,但金毓黻的书暂时可用。从1960年开始,罗继祖又开始给学生教《中国历史文选》课。

来到长春,恰逢校长匡亚明把于省吾从北京请来,很快,罗继祖就与于省吾成了至交。两个人在做学问方面志同道合,且遵循着共同认可的原则和底线。比如,于省吾认为写文章必须做到“三不说”,人家说过的不说,叫不准的不说,证据不足的不说。对此,罗继祖深以为然,在做学问中严格遵守。

此后不久,张伯驹来到了长春,经于省吾的介绍,罗继祖才遇见了张伯驹,遇见了“春游社”。(选自《先生向北》第二章:一场与春天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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