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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亚明与于省吾:“三顾茅庐”只为先生向北来|长篇历史随笔《先生向北》之三

发布日期:2018-02-02     作者:光明思想吉林      点击:

光明思想吉林】文/鲍盛华

张伯驹没想到,东北的秋天这样短。1961年10月,刚来长春时,个别的叶片虽已开始飘落,但大部分尚在树上婆娑,中午的阳光照在身上,甚至还有几分灼热的感觉。可是,当宋振庭请他们夫妇二人吃了火锅之后,没过几天,天气却迅速变冷,俨然就是纯正的冬天了。

只是,张伯驹和潘素的内心却随着冬天的到来变得越来越火热,他们觉察到了这个偏僻省份与众不同的发展氛围,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他们熟悉的文化领域当中,为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张伯驹每天都认真阅读省博物馆给他准备的资料和报告,深入了解情况,回到家里也满脑子单位的事情,他在筹划着一个令自己兴奋的工作计划。潘素则聚精会神地开始了备课。在这之前,潘素甚至没有迈入过学堂的大门,现在却因为自己出色的绘画能力,一下子登上了大学的讲台。为了给学生们讲授得更加深入和细致,她每一节课都要准备到深夜,并开始着手写一部包含着自己多年绘画心得的教学方案。

忽有一日,正当夫妇二人在家伏案疾书之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一个熟悉的声音随后传到了夫妇二人的耳朵里:“老朋友开门,老朋友快开门,我来看你们来了!”(任凤霞:《一代名士张伯驹》,2006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86页)这让张伯驹和潘素觉得非常奇怪,听声音好像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人,可是他们刚刚才来到长春,人生地不熟,怎么会有老朋友在这儿呢?

当张伯驹打开房门,一下子惊呆了,门前竟然站着自己在北京的老朋友、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张伯驹一时语塞,竟说不出话来。

紧接着,兴奋的张伯驹双手和于省吾紧紧握到了一起。同时,他大声喊着潘素:快烧咖啡!快备酒菜!咱们的老朋友来了!欢快的声音甚至传到了住宅所在的长春市牡丹街上,让这条寂静的街道也瞬间明亮起来。

于省吾何许人也?他的到来为什么让张伯驹兴奋成这个样子?

1896年,于省吾出于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西柳镇中央堡村,毕业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后历任奉天萃升书院院监,辅仁大学讲师、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他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对古文字的考释,一向以考文释义精审周密而著称,特别是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与考释和古代典籍的考证方面,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新中国建立之时,于省吾已经是国内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学者,美名扬于海外。郭沫若先生当年写过《殷契粹篇》,整理和重刊时专门请于省吾出山为他校订。不仅是古文字研究的佼佼者,于省吾对书画鉴赏也颇有研究,极有见地,和张伯驹早年就相识,共同的爱好让他们走得很近。

生活在北京的于省吾怎么也来到了吉林长春?坐在张伯驹的面前,就着潘素做得的几碟小菜和美味白酒,老先生娓娓道来。

这还要从时任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说起。“让我去办一所大学吧!”1954年,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匡亚明再一次向组织上请求。他已经反复表达过,希望此生能为新中国的教育做一点事情。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已经48岁、本来可以在更高层级谋一个行政职务的饱经风霜的“老革命”的希望。当时,匡亚明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到北京的清华大学任职。可是,当他得知东北人民大学(注:吉林大学前身)原校长吕振羽已经调走很长一段时间,主持工作的一位副校长身体还不好,只有一个教务长在支撑全校工作后,毅然决定放弃清华,远赴东北。(佟多人:《记忆中的父亲》,《佟冬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5年,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第218页)

此前,匡亚明并没有来过东北,他是典型的南方人,1906年出生于江苏丹阳一个在晚清残景中安然寂静的村落。追求人生洁白如玉的父亲有着深厚的国学涵养,给心爱的儿子起名匡洁玉,并给了他良好的童年教育。才华横溢的翩翩少年先后就读于苏州第一师范学校与上海大学,并很早就开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这个看起来有些纷乱的世界。青年时代,他以匡世、匡亚明的笔名先后在上海大东书局《学生文艺丛刊》发表《什么是艺术》《中国哲理观——“中”》两篇哲学论文(孙梦云:《匡亚明:鞠躬尽瘁为教育 尊师重教美名扬》),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先进思想一时被传为美谈。1926年,20岁的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一年,他把“洁玉”更改为“亚明”。

就在入党的第二年,匡亚明领导了宜兴的秋收起义。1931年,他参与出版中共沪东区《前进报》,与邓中夏开始了密切的合作。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四次被捕入狱,但从未改变革命气节。他历任中共江苏省徐海蚌特委宣传部部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社会部政研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及总编辑。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又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955年5月,正是长春微风吹面不寒、绿叶刚刚从枝头冒芽的好时节。特别是在那幽深的街巷当中,行行杏花开出粉红色的花朵,让这座北方的城市忽然艳丽起来。在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气息的美好春光里,身材高大、额头宽阔的匡亚明来到了位于解放大路北侧、斯大林大街(注:今人民大街)西侧的东北人民大学校园,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刚来到学校,他就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直言不讳:“学校没有校长可以,没有教授就办不成。标志一所大学的水平,是教授的数量与学术水平。”立志要“办一个像样大学”的匡亚明首先想到的是“像样子的老师”,雄心勃勃的他把眼光立即对准了北京,他要挖一挖北京的墙角。于省吾就是他发现的一块藏在京城的价值连城的“美玉”。

此时的于省吾对外的身份是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但基本是闲职,平常并无太多事项可做,大量时间就是在家中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

然而,面对匡亚明来到家里对他做出的邀请,于省吾却礼貌地拒绝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过往的东西更加情有独衷,他的世界是令人陶醉的甲骨文,是美妙绝伦的金文,是浩如烟海的古籍,是精美细腻的古代器物。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繁花落尽,他并不期望人生再有什么转折。

但匡亚明不气馁。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他带上主管人事和组织工作的副校长佟冬去北京,直奔于省吾的家,目的非常明确,还是要请他出山。匡亚明把自己到东北办大学的所思所想一股脑儿全都告诉于省吾,与他真诚交流自己的教育主张。于省吾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热烈地回应,并对他的思考给予肯定。但遇到决定去留的紧要关头,于省吾总是有节制地把话收回来。一次长谈结束了,匡亚明再一次失望地离开了于省吾的家。

让于省吾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匡亚明又来了。仍然是那个劲儿头,仍然把东北描绘得像花儿一样好,仍然反复告诉于省吾,那里对于他情有独衷的事物的研究都可以得到满足,甚至会更加深入,而且也许,那里的天空会让于省吾觉得更加广阔,阳光更加明媚,风吹得更加温婉。于省吾被眼前这位校长感动了,这可是像当年刘备请诸葛孔明出山一样,三顾茅庐啊。

终于,于省吾对匡亚明说出了犹豫多时的话,那也是他担心的事儿,用现在的话说,是几条他去东北应聘的条件。其中有一条是最不可能被接受的:不参加政治学习。这有似于偏居岭南的陈寅恪面对来自北京的邀请时说出的话,而北京拒绝了陈寅恪。

“没问题!”谁能想到,从匡亚明嘴里吐出的竟然是这样的话!

于省吾二话不说,打点行装,奔赴东北。

来到吉林长春不久,于省吾就发现,匡亚明在北京与他促膝长谈的都非虚言,他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正在东北的这方黑土地上得到实现。

令于省吾觉得这片土地上欣欣向荣的,首先是听说匡亚明破格晋升一位副教授的事儿。

求贤若渴的匡亚明注意到学校哲学教研室有一位讲师,虽然非常年轻但科研成果却特别多,特别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评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的文章,在全国反响很大。

华岗可不是一般人物,浙江衢州龙游县人,又名延年、少峰,字西园,曾用名刘少陵、林少侯、潘鸿文,笔名林石父(一作林石夫) 、华石修、晓风、方衡等,中国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1950年4月,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创办《文史哲》杂志,1951年出版《五四运动史》。1955年,出版《辩证唯物论大纲》。那位年轻人评的就是这个“大纲”。有实力直接点评当代哲学家的著作,绝不仅仅是因为勇气,更关键的是有学术的底气,有扎实的功力,以及非同一般的思想。

匡亚明还了解到,这位哲学讲师能把枯燥的哲学课讲得有声有色,深入浅出,有一种逻辑的美,语言的美,思想的美,匡亚明一直想亲自体验体验。这一天,在查看了这位讲师的课程安排之后,匡亚明来到他的课堂。由于匡先生平常总是在教学楼里转,经常到老师和学生中间获取一些信息或征求一些教学的意见,随时到哪个教师的课堂上听课也是常事,所以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过度注意。

可就是这一次到课堂上一坐,却让匡亚明吃惊非小:眼前的年轻人声音洪亮,语言生动,把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用一个又一个活泼泼的事例讲述得清晰明了,一堂课下来,从头至尾,娓娓道来,没有一句废话!

哲学课竟然能上得如此醉人!匡亚明为自己的学校有这样的人才而激动不已。他三步变作两步地径直来到哲学教研室,找到负责人刘丹岩教授,想听听这位年轻人的基本情况。刘教授告诉匡亚明:这个小伙子的个人能力很强,已经出版了一本专著《什么是唯心主义》,而且已经被翻译成朝鲜文。此外,还有三篇学术论文。

带着这位年轻人发表的作品回到办公室,匡亚明认真地阅读起来。深刻的思想,创新的精神,清晰的脉络,几次让匡亚明拍案叫绝。这坚定了他从课堂上走出来就一直萦绕在脑海的想法:破格晋升他为副教授!

然而,匡亚明的想法却遇到了一些阻力。年纪太轻,资历太浅,又不是党员,只专不红,一些人对这样的晋升有意见,甚至向上级部门反映。匡亚明没有低头,他力排众议,最终破格晋升了这位年轻人。为此,匡亚明专门在哲学教研室召开了一次关于这位年轻人破格晋升副教授的大会。他开宗明义:今天开会两件事。一,提他为副教授是我特批的,谁有意见可以直接找我谈,不要在私下议论;二,你们谁有那样的教学水平、学术功力,我也可以晋升他,如果真有能力,别说晋升副教授,晋升教授都可以!

后来,匡先生还专门向上级部门写信说明了情况。在匡亚明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1956年7月2日,主持校委会会议,当讨论到拟提升一位讲师为副教授问题时,匡亚明校长作为学术著作审查人首先发言,表明了支持培养新生力量的态度。……,1957年8月3日,就学校部分教师学衔提升问题,给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写信。

这位年轻人名叫高清海,时年26岁。(鲍盛华:《高清海:清风云海高大人》)

正是这样一件事儿让于省吾觉得,这所地处北方苦寒之地的大学,在不间断地显露出他的非凡气度,其呈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像春风一样,足以改变冬天的色彩。他没有白来,他皓首之年的北上是有意义的。而后发生在匡亚明身上的几件事儿,更让这位大师级的人物刮目相看。

来到长春的于省吾,不仅住进了当时大学里最好的宿舍,匡亚明还专门要求,学校要为教授们配备助手,让他们从行政事务中腾出手来,专心于业务研究,这也让于省吾一下轻松了不少。匡亚明还让学校建立起了粮食供应站,广大教师不用来取,会有专人送到家里。与学校一路之隔的校医院为了教授们看病更方便,专门设了特诊室,教授、副教授看病、取药都是优先的。

有着惊人魄力和超人胆识的匡亚明,开展工作大刀阔斧。在于省吾来东北之前,他就向教育部积极推荐有着西南联大教育背景、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唐敖庆,以及创建了该校历史系的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佟冬为副校长。

强有力的校领导班子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一批有着深厚学养的大家先后来校执教。除一代宗师于省吾外,还有著名先秦历史学家金景芳,以及当代著名诗人、古典文学及文艺理论家张松如(公木),文学家冯文炳、蒋善国,法学家马起,经济学家关梦觉,古汉语专家霍玉厚,外国语言专家王长新、王琨,数学家王湘浩、王柔怀、孙以丰,再加上唐敖庆等人,“一时间东北人大可谓是八方学子云集,硕学鸿儒荟萃。”(佟多人:《记忆中的父亲》,《佟冬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5年,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第219页)

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正式更名为吉林大学。一个像样的大学就要有像样的基本建设。1959年吉林大学理化楼正式开工建设,匡亚明亲自规划指导设计,提出整栋大楼必须展示出高等学府的英姿,要让人有神圣之感。在修马路的时候,匡亚明要求一定要宽一些,要大方,至少能并排走两辆车。不放心,他就亲自上手丈量。学校安装电话总机,有人告诉他,不用太多就能够满足当前的使用要求。他说那不行,要为将来考虑,力主上容量大的500门。文科楼以及一栋栋宿舍楼也相继建成了。在匡亚明心里,一所大学终于有模有样了。

在打好文科等各学科基础的同时,匡亚明同时带领同事们加强和完善学校的科研机构与设施。孙梦云在《匡亚明:鞠躬尽瘁为教育 尊师重教美名扬》中这样表述: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数、理、化三系着手筹建物质结构与特殊材料性能、高分子、化学动力学与催化剂、半导体材料及其应用、计算数学、基本理论问题等研究室;1959年,吉林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半导体系,1960年,建立外交系。匡亚明率领全校人员朝着科学高峰迈进,师生日夜攻关,硕果累累。1960年5月,在教育部举办的“高等教育复古成果展览会”上,吉林大学有41项尖端、重大的研究成果参与展出:有达到国际水平或国内先进水平的环氧树脂、光弹性塑料、计数管等;有耐高温材料和高温测试设备系统的研究等,这些对近代的动力工业、喷气飞机、火箭、原子反应堆等尖端技术的发展等都有巨大意义。那一段时期,吉林大学开始在基础研究方面展现出雄厚实力。

1963年,为吉林大学开创出全新局面的匡亚明调去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吉林大学在校园北侧的“鸣放宫”为匡亚明举行欢送会。吉林大学的师生们不能忘记,1959年,经党中央书记处通过,1960年10月22日,吉林大学被正式批准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从此,这所校史只有15年、建成综合大学不过9年的新兴学府,开始跻身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骨干”行列;师生们更不能忘记,匡亚明给吉林大学留下的教学、科研并重的办学思想,在学术上博采众长和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良好风气。(高鸿雁、孙林、乔亚飞:《匡亚明先生传略》)。

在宽阔的“鸣放宫”大报告厅里,一位中文系老师挺身站起,当场吟诵七律诗送给匡亚明,内有“八年细雨和风里,几度披肝沥胆人”一句,久久回荡,撞击着每一个在场者的心灵。

对于省吾来说,奔赴东北,是他一生最终的选择。他并没有因为匡亚明的调离而选择放弃,从1955年登上这片土地,直至1984年去世,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长春。

几个知己好友见证了他义无返顾地离开京城赴吉林任职,他们共同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共有六个人,前排左起分别是金毓黻、唐复年、于省吾、顾颉刚,后排左起分别是唐兰、陈梦家。照片上的于省吾安然稳坐中间,满脸平和,虽已年届六十,却神清气爽,目光坚毅而有力。

金毓黻,辽宁灯塔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金石学家、文献学家、考古学家、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曾被称为辽东文人之冠。和于省吾拍照时正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研究员。

唐复年,唐兰的儿子,拍照时只有17岁。

坐在于省吾左边的是顾颉刚,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正在担任《资治通鉴》总校,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与于省吾拍照时,标点《史记》是顾颉刚手头正在做的工作。

唐兰,浙江嘉兴人,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他在二十年代就精研了《说文》《尔雅》等典籍,三十年代著有《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对我国古代史有独创的见解。1952年任中国历史学会候补理事,并调故宫博物院,先后任设计员、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列室主任、美术史部主任、副院长等。1954年起,唐兰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

陈梦家则是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陈梦家曾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称为“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后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一张照片里,几乎都是某个领域顶尖级的人物。他们共同目光向前,为于省吾的东北之行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来到长春之后,于省吾被聘为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继续从事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另一个是培养研究生及进修教师。

自从在长春扎根,这座城市的吉林大学家属区里,就有一盏灯火每天凌晨三点左右准时亮起。凌晨起床阅读和写作是于省吾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就在这一盏把夜空撑出一块光明的灯火里,于省吾全身心地以古文字数据为依托,走进商周时代的社会制度与经济生活。也是在这片灯火的照耀下,商代军事联盟、商周的奴隶制、商代的农业和交通、夏商图腾、古代岁时制等一系列研究论文相继发表。还是在这片灯火以及夜的安静当中,于省吾对王国维等大师级人物倡导的研究方法发起冲击。他认为,尽管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古史研究应该用地下资料和典籍互相参证,这与过去独重典籍的研究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地下数据的重要性。于省吾觉得,要想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地下数据与古代典籍就应该有主辅之分,即以地下数据为主,典籍作为辅助,因为没有任何典籍记载能比原封未动的地下数据更可靠。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思考下,于省吾通过对甲骨文所记商人袓先“上甲六示”庙号的系统研究,明确提出中国的成文历史开始于武丁时代所追记的商人先公中的示壬、示癸,确切地说,就是夏代末期,距今约3700年左右。这一研究成果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又一声巨响。

孤立地研究古文字,只会陷在古文字当中,不会有新的突破。于省吾把对古文字的研究放在社会发展史当中,“从研究世界古代史和少数民族志所保存的原始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追溯古文字的起源,才能对某些古文字的造字本义有正确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正确释读某些古文字数据。”(于省吾:《于省吾自传》)商代后期的《玄鸟妇壶》铭文中的“玄鸟妇”三字,过去被错误地解释为“‘玄+鸟’妇”,即,前两字被认为是一个字,或者被误认为是“鸟篆”。于省吾另辟蹊径,从原始氏族社会中图腾崇拜的角度去研究,同时结合典籍中有关“玄鸟生商”的记载,最终确定正确释读应该是“玄鸟妇”。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作壶的贵族妇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商人后裔。这不仅纠正了过去的误释,关键的是,为研究商人图腾找到了实物依据,从而使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怪诞不经的“玄鸟生商”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

过去研究者认为,《庄子·秋水》中“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的“礨空”是“蚁穴”的意思,但细究起来,却有诸多不通之处。于省吾经过深入分析后认定,“礨空”应为“螺孔”,从而使众多疑惑一扫而光。

于省吾还陆续考释了许多难以辨认的甲骨文字,中华书局出版的《甲骨文字释林》显示,于省吾共考释前人所未识或已释而不知其造字本义的甲骨文约三百字。

有人认为,于省吾在古文字学方面的一系列成就超过郭沫若。

于省吾其实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走上研究古文字的道路,主要还是因为家藏的影响。

1896年12月23日,正是隆冬时节,于省吾在辽宁省海城县西十五里的中央堡出生。当年的辽宁,虽是大清的龙兴之所,但朝廷影响力日衰,老百姓生活窘迫,社会纷乱,土匪遍地。幸运的是,于省吾的父亲是旧时的私塾先生,家境还过得去。于省吾从小生活也算安稳。7岁时,于省吾入私塾,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虽然身处兵荒马乱的年代,但于省吾的父亲却要求他努力求学,旧式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于省吾身上皆有体现。辗转多年,于省吾随奉天教育会国学专修科并入沈阳国立高等师范,于1919年毕业。短暂地做了几个职务后,1924年秋,才气初显的于省吾被任江苏督办的杨宇霆相中,把他调至身边做秘书。1926年,奉天省城税捐局局长出缺,奉天省长兼奉天财政厅长莫德惠希望于省吾能出任此职,于省吾慨然允诺。

1928年,张学良和杨宇霆筹建奉天萃升书院,专讲国学。他们认为于省吾既有国学的底子,和国学诸老还熟悉,又在他们的身边工作过,有管理才干,值得信任,就让于省吾做了院监。于省吾发挥自己的长处,前往北京邀请著名国学大师前来东北讲学,后确定:王树楠主讲经学,吴廷燮主讲史学,吴闿生主讲古文,高步瀛主讲文选。一时间,萃升书院成为东北国学宣讲的重镇。

然而,时局却在急转直下,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萃升书院无法维系,只能停办。于省吾看到形势危急,在事变前夕移居北京。此时于省吾全家挂牵的是家中旧藏的30多箱书籍。在于省吾父亲的周旋下,这些书籍先运到大连,又转至北京。

面对着一箱又一箱为避战乱而来到京城的古书籍和家中其他的古器物,又因为在萃升书院协调各位国学大师讲授国学的特殊际遇,让于省吾对古代器物和古代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开始潜心研究。

当时,已经有大量由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师级人物整理并刊布的古文字著作,这些著作也成为于省吾阅读的重要文本。王国维等人对文字的考释及一些新的发现让于省吾十分着迷。但也有学者认为,考释古文字跟猜谜差不多,对古文字研究的态度并不严肃。于省吾立志从这方面着手先做一些事情。通过一个又一个实际研究,于省吾发现,作为客观存在的古文字,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只要科学分析文字的点划或偏旁以及它和音、义的关系,寻出每一字横向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纵向的先后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则多数古文字是能够被正确认识的。“那种貌袭臆断的旧作风必须坚决摈弃”。(于省吾:《于省吾自传》)在此基础上,于省吾写成《双剑誃殷栔骈枝》及续编、三编,还出版了《双剑誃吉金文选》《双剑誃吉金图录》《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研究古文字和古器物的专著。

通过深入研究,于省吾发现,以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来考释先秦文献,能够解决大量的先秦典籍在长期流传中造成的原文和训释上的大量讹误。从1934年开始,于省吾陆续写成并出版了《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易经新证》《论语新证》《诸子新证》等著作。中国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中将于省吾推许为“新证派”的代表。

因为于省吾对古文字的出色研究,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先后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均讲授“古文字学”。

研究古代器物和古文字,一个入门的功夫就是鉴定真伪。如果连真假都分不清,就谈不到引用,研究工作也就无从入手。为了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于省吾搜罗了商代甲骨文、商周时代的古器物共二百多件。其中不乏精品:吴王夫差剑、少虡错金剑、吴王光戈、楚王酓璋错金戈,还有秦商鞅镦、秦相邦冉戟,等等。一度,于省吾还以“双剑誃”给自己的书斋定名。解放后,于省吾将自己购买、收藏的古代文物均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选自《先生向北》第一章:向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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